赵征军[1]2013年在《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着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叁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朱玲[2]2015年在《昆剧翻译的多模态视角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昆曲于2001年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昆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由文学、音乐、舞蹈、表演、妆容、服饰、砌末等要素构成,具有多模态、多符号系统的特性。许多昆曲剧作也属中国文化典籍的范畴。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今天,昆剧的翻译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然而,昆剧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现状却差强人意。截至当前流传下来且尚能演出的昆剧共计102个剧目,已有译本的仅有20多个,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是选译本或编译本,只有极个别的剧目有全译本。针对昆剧翻译的研究在国外尚未发现,在国内研究极少,基本都只考察它的文本信息传译情况,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研究未作区别,忽略了昆剧多模态的戏剧艺术属性。至今也尚未出现用于指导昆剧翻译的译法框架。多模态话语分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我国对这一理论的引进仅有十年,目前对它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评介、阐释、综述阶段,或对理论的简单套用,鲜有批判性的研究,更尚未触及戏剧和戏剧翻译领域。应用该理论解决中国语言学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西方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领域听到中国语言学界的声音,已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昆剧具有多模态性,而翻译要回归语言、回归文本。本文采用多模态昆剧翻译研究视角,不仅考察译作对原作文本信息的传达,还通过挖掘语言文字所附带的多模态信息,考察译者将多模态信息通过目的语的语言文字在译文中的传达。实证研究部分选取了译本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昆剧代表作《牡丹亭》和白之、张光前、汪榕培、李林德、汪班的五个英译本。根据昆剧在语言文学、音乐声腔和舞台表演上所体现出的多模态性,参照多模态话语分析领域专家Gunther Kress、Theo Van Leeuwen共同构建的视觉语法和Theo Van Leeuwen构建的听觉语法框架,从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的视角对原作进行话语分析并对五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所用到的研究方法包括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与取样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与评价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我们发现,五位译者对原作中多模态信息都有所关注,并在各自的译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传达。然而,五位译者对原作中视觉模态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这叁大功能在译文中的传达情况并不均衡,予以传达的信息主要包括再现意义中的行为过程,互动意义中的情态和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突显方式和取景。涉及的视觉符号标记有动作、景物、颜色、形状、布局、视觉典故等。在听觉模态方面,五个英译本对原作听觉模态信息的传达也有所选择,主要体现在声音时间、曲调发音和音质音色叁个方面。涉及的听觉符号主要包括音韵、节奏、迭字、语气词、修辞手法和听觉意象等。在理论构建部分,本文倡导突破案头剧和场上剧二元对立的传统译法分野,回归昆剧的艺术本真——多模态性。根据昆剧翻译的特点,提出了剧作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义衰减。我们把模态转换中的意义损失叫做一度失真,把语言传译中的意义损失叫做二度失真,并针对性提出了多模态标记的识别和再语境化的译法策略。从昆剧原作的语言文字中可以识别出的多模态标记主要体现在视觉和听觉两方面。视觉符号标记主要有再现意义中的动作,互动意义中的颜色,构图意义中的信息值、意象和突显。听觉符号标记主要有声音时间中的格律,曲调发音中的断续连续和音质音色中的文字发音。通过目的语将这些识别出来的多模态标记在译文中进行再语境化主要包括四个步骤,分别是选择、排序与取舍、前景化和考量受众因素。多模态标记的识别和再语境化两个昆剧译法策略,共同构成了多模态视角下的昆剧译法框架。
向鹏, 陈凤, 何树林[3]2012年在《《牡丹亭》翻译研究现状评述》文中认为文章通过追溯《牡丹亭》英译的历程,对《牡丹亭》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牡丹亭》译本众多、译者名家辈出而《牡丹亭》翻译研究却相对滞后的事实,希望翻译界有更多的研究者来关注《牡丹亭》的翻译研究,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
董单[4]2015年在《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以《牡丹亭》为例的英译与传播研究》文中指出一、汤显祖与《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是《牡丹亭》中的名旬。《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也称《还魂记》,是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的代表作,与《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剧。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字义仍,别号玉茗堂山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东方的莎士比亚"~①之称。一生着有《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以《牡丹亭》艺术成就最高,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②。故事讲述
蒋骁华[5]2009年在《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评《牡丹亭》的叁个英译本》文中提出C.Birch、汪榕培、张光前的叁个英语《牡丹亭》全译本各有特色。本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叁维"转换为理论工具评析此叁译本。研究显示:Birch译文在文化维及交际维的第叁层面较多适应原文;汪榕培译文在语言维及交际维的第二层面较多适应原文;张光前译文处于二者之间。
孙宇[6]2015年在《顺应论视角下牡丹亭英译之创造性叛逆现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上文化的交流,名着的各种译本应运而生,在翻译时,我们经常以不偏离原着为目标,尽量保持原文的意思。但是,有时候过分的忠于原着反而不能更准确地传达原着的信息。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更有力的方法来更准确的传达原着的信息,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近年来,一种叫做创造性叛逆的翻译方法很实用,在翻译界广泛流传。本文以《牡丹亭》为例,研究并分析创造性叛逆翻译的技巧,希望能为翻译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尚娜[7]2003年在《评《牡丹亭》英译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是跨文化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在交际过程中，语言及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了种种障碍。有人甚至认为翻译过程中困难重重，根本无法完成，尤其像《牡丹亭》这类文学作品。《牡丹亭》是中国古典文学名着之一，其中丰富的文化因素及其特殊的文学特征给译者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原文及作者，然后结合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译本作详细的评述，从而证明此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实用性，并说明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前提下结合适当的翻译技巧，可以实现翻译的对等。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简要介绍原着及作者。原着文学形式独特，属于“曲”(明朝时有地方称其为“传奇”)，讲述的是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一病不起，怀春而死后又复生的离奇经历。此传奇旨在反映当时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与顽固的封建道德思想进行抗争这一主题。 第二章首先简述翻译对等的历史，之后对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开头和结尾部分则分别强调了正确理解原文的重要性和翻译的简单步骤。 第叁章分别从语义、风格、文化和戏剧形式四个方面对英译本进行了评论。在语义层次，分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两部分评论(联想意义可进一步划分为内涵意义，社会意义及情感意义)，之后从含蓄和明确两 A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EONY砂WILION个角度评译本风格。第叁部分以文化对等的两个原则为指导，从习俗、节日、社会概念、佛教和道教用语以及神话传说等七个方面探讨译本对原着文化因素的处理，而最后一部分则试着评论译者最难以处理的部分—复杂的戏剧形式。 在最后一章，即第四章中，重点集中在分析译本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大致分为叁类:翻译不足、翻译过头和翻译错误，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结论部分重申了值得注意的几点: 1.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翻译过程中总有信息丢失或“扭曲” 现象存在，翻译的目标之一便是将其控制在最小。 2.翻译成功有否与对原文的正确分析密切相关。清楚原文表达 的重点才能有比较贴切的翻译。 3.任何词汇以至结构的含义都离不开上下文。最符合上下文的 词义才是正确的词义。 4.翻译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特殊困难由此而生。但 文化因素并非不可译，关键要把握对等与可理解性之间的 “度”。 5.形式作为涵义的载体，也具有起特殊的内涵。形式译的好， 通篇翻译为之增色;反之，会影响到意义的表达。
张玲[8]2013年在《英语国家汤显祖戏剧的跨文本研究 互文性与元文性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汤显祖是中国明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戏曲家。汤显祖的戏剧"临川四梦"是明清传奇的代表,体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在国外,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于1980年推出的《牡丹亭》英译本引
张莉[9]2007年在《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文中指出[说明]本索引收入有关汤显祖研究的着作及论文(1998年1月—2005年10月)800馀种,包括汤显祖原着新版本、研究专着、剧作改编、研究论文及演出评介等内容。索引共分四大部分:一是原着新版本及研究专着;二是剧作英译、改编、演出及其评论;叁是研究论文;四是港澳台及国外汤显祖研究。其中某些部分根据需要又分二级或叁级标目。着录体
杨慧[10]2014年在《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文中指出藏曲活动渊源已久，今于宋元时期藏书家目录、戏曲目录、学人笔记及文集中多有记载，然而在古代八百年藏曲活动的发展历史中，因秘而不宣的藏曲观念及戏曲从未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古代藏曲活动显而不彰，如此不但藏曲未能长存不散，也未能对古代戏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起，在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中，由学人个体肩负起的藏曲活动不但在保护中国古籍文献与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戏曲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相较古代藏曲活动，民国时期藏曲活动在藏曲者、藏曲观念、藏曲范围、藏曲作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首先，藏曲者身份多为戏曲研究者或是戏曲艺术家，他们或以戏曲表演为业，或以戏曲研究为业，藏曲之目的旨在学术研究，而在藏曲者间的藏曲活动交流及戏曲学交流极为频繁，国内戏曲研究者共同创办戏曲研究团体、互访戏曲文献，相讨戏曲研究中的各类问题；我国学者与日本学者者之间也互动频繁，不但为戏曲学保存了珍稀文献，也互相影响了他们戏曲文献的收藏范围及戏曲研究。其次，民国时期藏曲观念之新变对戏曲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戏曲研究者为研究需要而勤勉地搜集戏曲文献，提升了戏曲文献的价值，为戏曲学发展奠定了实证性研究基础。第叁，民国时期藏曲范围相较我国传统藏曲，收藏范围由元曲杂剧、明清传奇等文人案头文献扩展至梨园抄本、曲谱、身段谱等民间场上文献，拓展了戏曲研究领域,由是民国时期藏曲数量蔚为大观。第四，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的作用不但体现在文献的保存、整理、编纂出版方面为戏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近代戏曲学体系的完善有实质影响，在戏曲史研究、戏曲文献研究、戏曲理论研究、戏曲剧场演出研究等方面推动了戏曲学的建构。论文通过系统整理民国时期私家藏曲活动相关史料，在中国藏曲发展史与戏曲学发展史视野下，将藏曲活动视为现代戏曲学实际发生及演变的存在方式，考察在民国藏曲活动中戏曲学的创建与变迁，考释民国时期私家藏曲者的藏曲实绩与取得戏曲学术成就。
参考文献：
[1]. 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D]. 赵征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2]. 昆剧翻译的多模态视角探索[D]. 朱玲. 苏州大学. 2015
[3]. 《牡丹亭》翻译研究现状评述[J]. 向鹏, 陈凤, 何树林.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4]. 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以《牡丹亭》为例的英译与传播研究[C]. 董单. 京剧的文学·音乐·表演（上）--第六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5
[5]. 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评《牡丹亭》的叁个英译本[J]. 蒋骁华. 上海翻译. 2009
[6]. 顺应论视角下牡丹亭英译之创造性叛逆现象研究[J]. 孙宇. 读书文摘. 2015
[7]. 评《牡丹亭》英译本[D]. 尚娜. 上海海事大学. 2003
[8]. 英语国家汤显祖戏剧的跨文本研究 互文性与元文性的视角[J]. 张玲. 剧本. 2013
[9]. 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J]. 张莉. 中华戏曲. 2007
[10]. 民国时期私家藏曲研究[D]. 杨慧. 山西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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