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海经》中猪形神子的神话传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神论文,山海经论文,神话传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统计，在《山海经》五个《山经》中记载了五位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猪形神兽，本文试结合民俗学、考古学及有关神话传说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以其对古代猪形神子神话传说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
一
五位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猪形神兽是：《南山经》“南次二经”的貍力，《东山经》“东次四经”的当康和合窳、《中山经》“中次三经”和“中次十一经”的飞鱼和闻
。
所谓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体现在：这种猪形神兽的出现或是导致人类群体遭受某种灾难和惩罚，或是给予人类群体某种益处和收获。如貍力“见则其县多土功”、当康“见则天下大穰”、合窳“见则天下大水”、飞鱼“服之不畏雷”、闻 “见则天下大风”。从它们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这个角度看，猪形神兽的出现或服食必定带来某种必然的结果，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由于猪形神兽的出现或服食而带来的结果并不能构成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这种思想所依据的是一种“错误”的一厢情愿式的联想或想象，而凭借这样的联想或想象便能构成客观现实的真实的存在，虽然这种“真实的存在”是虚假的。这说明，完成上述观念的思维是非科学的，而这样的思维却正是构成神的创造和神话传说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即“前逻辑思维”。由此，我们能够明确，根据这样的思维所创造的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猪形神兽是作为先民崇拜的神出现在《山海经》之中的。
那么，这些猪形神是哪一支人类群体创造并崇拜的？它们寄予了先民什么样的情感和意识？人们崇拜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对于这些问题的合理的解释，其前提是大致确定这些猪形神及其传说产生和流传之地。有幸的是，其文字所属的《山经》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对《山海经》五《山经》具体地理位置的确定是困难的，但是，经过考证，缩小范围，大致划定一个区域则是可以做到的。
神貍力载于《南山经》的“南次二经”，其中“苕水”今名仍旧。“勺水”，据《水经注》渐江水条，可确知在钱塘江南。又句馀、会稽诸山均在渐江北部。由此可确知“南次二经”的地理范围在今金华江以北、曹娥江以西，位于浙江北部，近杭州湾一带。
神当康、合窳载于《东山经》“东次四经”。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认为《东山经》地理范围不出今河北与山东接界处及山东半岛。〔1〕在“东次四经”中有“古膏水出焉， 而西注于鬲水”的文字，“鬲”是传说中夏代地名，位于今山东德州市附近，有鬲氏即祖居于此。虽然我们已无法确知先有鬲地、后有鬲氏部族，还是相反，但“鬲”确已因为有鬲氏部族的发祥与活动而成为繁荣之地。此地于秦及西汉称为鬲县，于东汉称为鬲国，足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这样，以鬲地为水命名，或因鬲水而得地名，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这样的分析符合事实的话，那么鬲水当在今山东西北、与河北接界处，“东次四经”各山水所在的地理位置当亦在今山东偏于西北一带。
神飞鱼、闻载于《中山经》的“中次三经”和“十一经”。三经共载五山，首山敖岸之山“北望河林”，其余四山皆有水北入黄河，而四水又均见于《水经注》，故能确知其地域范围在今西起新安、东致孟泽一带。十一经比较复杂。其中“毕山”帝苑之水出焉，东北流注于视。“汪绂云”：视当作瀙，今南阳汝宁间有瀙水。”又“宣山。沦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毕沅云：“案《水经注》，（宣）山在今河南泌阳县界，今失名。”泌阳县，汉时为比阳县，属南阳郡。据此可确认十一经所载四十八山部分位于今河南南阳一带。徐旭生先生亦认为“（四十八山）散布于南阳、镇平、南召、鲁山及附近各县。”〔2〕
这样，在我们对《东山经》、《南山经》、《中山经》部分山水所处地理位置的考察上能够明确，上述《山经》中所载的五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猪形神及神话传说大致产生和流传于今山东、河南及江浙一带。
二
山东、河南及江浙地区在远古时代是重要的文化区，对上述地区进行考古学、民族学、神话学等学科的综合考察，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和研究产生于该地区的猪形神及神话传说。
首先，不论考古学方面的收获，还是民族学方面的研究，都可以明确：山东是我国远古时期东夷人居住和活动的区域。同时，将考古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研究，又会发现夷人活动的区域并不局限于今山东一带。在古史传说中，太皞、伏羲、少皞、炎帝、有虞氏等都是东夷集团的领袖人物。在太皞氏的后裔中有陈、任、宿、须句等，其中须句、任、宿皆在今山东东平、汶上、济宁一线，而陈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与《中山经》中次十一经所载四十八山分布的地理位置相去不远。庄子本人生活于伏羲故地“朦”，而《庄子》一书中记述太皞、伏羲的传说也最多。朦即今河南商丘北部。从地理位置看，处于河南南阳地区与山东东平、济宁一线的中间，正是东夷文化的中间及“辐射”地带，庄子受其影响，在书中大量引述东夷远古神话传说人物才有可能。炎帝部族兴起于今河南嵩山一带，其部族的活动范围以嵩山为中心向外拓展。如《山海经·北山经》载有炎帝女儿女娃的神话传说，据此段文字，女娃活动于“发鸠之山”，郭璞注云：“（发鸠之山）今在上堂郡长子县西”，长子县属今山西省，在山西东南长治附近。《山海经·中山经》记有炎帝女儿帝女桑的神话传说。据此段文字，帝女桑活动于宣山。对此，毕沅云：“案《水经注》（宣）山在今河南泌阳县界”，即今河南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据《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知伏羲氏乃雷神之子，生于雷泽。《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可知雷泽在吴西。吴承山《山海经·地理今释》卷六云：“雷泽即震泽。《汉志》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扬州薮，古文以为震泽。震泽在吴西，可证。”震泽秦汉时又名具区泽，即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相邻的太湖。虞舜是原始社会末期东夷集团的重要领袖人物，《会稽旧记》称“舜，上虞人。”说明舜出生在今浙江上虞。上虞位于宁绍平原中部，曹娥江流经此地后转向西北入杭州湾，这一地区也正是记载着貍力神话传说的《南山经》“南次二经”各山水所在的地域，而且在这一地域东部的余姚曾发现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河姆渡文化，从而有力地说明这一地区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和繁荣之地。
其次，在对上述地区的研究中我们还能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除河南文化区外，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一个环渤海、黄海、东海的态势，与这种态势相联系的是在上述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曾普遍发现猪形塑品及猪纹饰。如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大连广鹿岛小朱山遗址下层文化遗存中发现残破的猪形塑品。〔3〕在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M21墓尸骨的腰腹左侧发现一件猪形罐。〔4〕在舟山群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泥质猪头形陶片一件，还发现猪鼻形支座一件。〔5〕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二期发掘中， 发现一件方钵的外壁两侧各刻绘一只猪纹，还发现一件陶盆残片上并列绘有稻穗纹和猪纹。〔6〕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陶质猪形塑品。 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猪形玉符。〔7〕上述地区以猪为题材的纹饰、塑品及与猪有联系的实用器具被普遍发现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史前夷人花费巨大精力将猪的形象雕刻、涂绘于器物上或捏塑出来，不是出于单纯的娱乐的需要或艺术的欣赏，而是原始宗教信仰的表现。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猪形塑品及猪纹饰与《山海经》中《山经》所记载的产生及流传于这一地域的猪形神及神话传话，无疑不是偶然的巧合，虽然我们暂时不能确定二者存在着同一性，但是，我们却可以断定二者之间由于相同文化的传承所形成的在原始宗教信仰及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在联系，对猪的崇拜及由此而形成的巫术仪式、思想观念正是这种内在联系的明证。
再次，从原始农业产生和发展的情况看，上述地区是我国旱地农业和稻作农业主要生产地。黄河流域是我国旱地农业的发源地，河南和山东地区地处黄河下游，是主要的旱地农业生产地。长江流域在历史上是野生稻的重要产区，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两地无疑是稻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和生产地。〔8〕仅以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为例， 在遗址四百多平方米的范围内，稻谷壳和稻草一起构成一个厚约20—50厘米的堆积层，如果将其换算成稻谷的话至少也要在10万斤以上。〔9〕
上述地区农业考古的事实提示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农业生产应该是原始农业民族具第一要义的生产活动，个体的、群体的一切活动都与农业生产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宗教信仰、神的崇拜、巫术仪式、神话传说等等，都与其发生着某种意义的联系，其最终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农业丰收。这样，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现实生活中，便形成了丰富多彩又神秘怪诞的原始文化。因此，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山海经》中《山经》所记载的五个猪形神及神话传说，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的放矢和具有现实意义。
三
如前所述，一种思想及观念的形成，一定有其独特的深层次的原因及现实的经济的基础，而这种思想和观念一旦形成，又自然与现实生活和特殊的经济生活紧密相连，其广泛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具有独特风格和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古代东夷人对猪的崇拜便由最初的对猪的灵异及图腾崇拜发展为与原始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农神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山海经》“南山”“东山”“中山”各《经》中所载的五个猪形神即以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显示出农业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和功利目的。
当原始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手段，五谷成为主食以后，雨水的多少、气候的变化、阳光的充足与否等等自然界的细微改变，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同程度或不同后果的影响，因此，对自然现象的关注，是农业经济生活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表现。当原始人在新的经济生活中为了自身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而关注自然现象的变化时，既有规律又神秘和恐怖的自然界便呈现在他们面前。规律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和探求，神秘能通过思索和想象来认识和破解，恐怖则必须依靠幻想和多种手段加以消蚀和淡化，这样，与这种新的经济生活和思想意识相适应、相联系的神和神话便产生了。
《山海经·东山经》“东次四经”所载合窳的文字便是一则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猪形水神神话传说。合窳是东夷先民根据现实的猪的形体特点，再融合人或其他动物的特性，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具有某种超自然能力的神。所谓“见则天下大水”，正说明合窳具有招致雨水的神性和神力，因此，称合窳为水神是符合合窳的神性及东夷先民思维定式的。
猪为水神，在夷人故地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太平广记》卷439引《苻子》：“朔人有献大豕于燕相，令膳夫烹之。 豕即死，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伏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之津伯也’。”这则传说提到燕、鲁，是以夷人故地为背景，豕死后化为津伯，成为水中精灵，明显将豕与水联系起来，使豕具有水神神性。
猪为水神，从夷人神话传说的谱系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封豕是夔的儿子。封豕即大猪，是半人半猪的形象。传说中的夔是水中神兽，《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中有流波山，…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名曰夔。”夔是水中神兽，封豕作为夔之子，当然也具有水神神性。这样，猪为水神，神灵的血缘关系体现了这一点。
猪既被视为水神，理所当然具有致雨的能力。在夷人活动及其文化有影响的地区，向神猪祈雨已是广泛流行的宗教仪式。《北梦琐言》卷三记邛州临汉县内有湫，湫内常有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此猪神异之处是能够致雨。唐天復四年，蜀城大旱， 当地官员曾具牢醴至湫而雨。《北梦琐言》是作者孙光宪在湖北江陵做官时写成的，可知向神猪求雨的习俗不仅流行于当时的邛州。
猪为水神，具有致雨的能力，而雨的到来又是与风和雷相联系的。古代先民不能科学地认识这种自然现象之间的规律，于是将其神化，创造出具有非同凡响的神性和神力的雷神来。东夷雷神神话传说流传于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相邻的太湖地区，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山海经·海内东经》的记述及后人的考证上可以得到确认。在这个雷神神话传说中，雷神“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可知，雷神神性是集风、雨、光、声于一身。在夷人神话谱系中，雷神夔的儿子即是封豕（《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封豕，亦即人猪，是人猪合体形象。夔是水中神兽，封豕作为夔的后代，其父子相连的仍然是水。神猪既是水神，又是雷神之子，当然便具有雷神的禀性——具有呼风、唤雨、致雷的神性和神力。神猪的这些特点与《山海经·中山经》所载状如彘、“见则天下大风”的闻和状如豚、“服之不畏雷”的飞鱼是相一致的。闻的神性是“见则天下大风”，说明他自身具有致风的能力。丁山先生在其遗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引述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云“南方曰
地蕈丛生田中。”意谓蕈乳，引申为和乐，由此，南风又名凯风。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李巡《尔雅》注云：“南风长养，万物喜乐，故曰凯风。”《诗经·邶风》有《凯风》诗，首句便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邶，在今河南汤阴东南邶城镇，与商重镇殷（今河南安阳）相距咫尺，武王灭殷，封纣子武康于此，因此，《邶风》诸歌当是殷商故地民歌，而称南风为凯风，亦是殷商旧俗。以南风为粦风、凯风，是殷商先民从其地理观念出发对自然南风的誉称，同时，也能明确《中山经》“中次十一经”所载猪形闻当是商部族原始先民崇拜的风神，其所致之风正是名为粦风或凯风的南风。飞鱼的神性是“服之不畏雷”，显然，飞鱼与雷神存在着某种联系，它具有雷神的神性和神力。根据“顺势巫术”理论，吃下具有雷神神性和神力的飞鱼，服食者便相信自身也同样获得了这种神性和神力，才能“不畏雷”。这个神话传说告诉人们两个问题：其一，飞鱼即雷神；其二，服食飞鱼是一种防雷拒雷的巫术行为。我国雷州半岛春夏多雷，此地盛传豕形雷神传说。〔11〕这些传说，既表现出人们对雷神的崇拜，又表现出人们为抵御雷的破坏而施行的巫术手段，即，或图画雷神形象张于屋内，或吃食彘状雷公以防雷避雷。这一点与上文飞鱼神话传说相一致。这里，我们还不能肯定豕形雷公传说就是东夷先民猪形雷神神话传说的异地异时之流传或异文，但是，从雷公的形状（豕）、避雷防雷的巫术手段（张贴、服食）等方面显出的相似性看，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至少能够说明古代先民对身兼诸神神性的猪形神崇拜的广泛性和深远性，说明东夷文化巨大的传播力和渗透力。
正如水和水渠的自然关系一样，水神与沟渎神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的驱逐旱魃的咒语便反映了这样的联系。旱魃被逐则有雨，有雨就须修治沟渎。《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二经”所载貍力及神话传说便是典型的沟渎神子神话传说。貍力的特点是有距，《说文》“距，鸡距也。”可知貍力善于刨土，而这也正是貍力的“土功”，因此貍力神性“见则其县多土功”即从其自身的特点上明确地反映出来。
沟渎神的出现，反映出东夷先民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手段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和对自然界深入的积极的认识。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掌握并积累了大量的自然现象的变化与农事活动之间的联系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详细地了解这些经验，但从古代典籍中还能钩沉出一些片断的记述，显示出古代先民的智慧。如《唐开元占经》卷62引《西官候》：“奎者，天之玄冥也，沟渎陂池江河汉也。”玄冥乃水神。《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疆”条郭璞注：“（禺疆）字玄冥，水神也。《艺文类聚》卷二引《风欲通》：玄冥，雨师也。《西官候》认为奎宿是天上的玄冥，即天上的水神，它的神职是掌管“沟渎陂池江河汉”等江河和水利设施。因此，《唐开元占经》卷62引《圣洽符》亦云：“奎者，沟渎也。”
古人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平公为星纪、玄枵、诹訾、降娄等十二次，太阳运行到某次就交某节气。据《汉书·律历志》：“诹訾，初，危十六度。中，营室四十度，惊蛰。终于奎四度。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中，娄四度，春分，终于胃六度。”太阳运行到诹訾和降娄之间，正当奎星跨越十二次中的两次，而此时，正是周历的三、四月，于节气在雨水和惊蛰之间。《礼记·月令》一般认为是周历，如是，三月当是季春之月，正是太阳运行到奎星之次。《礼记·月令》于季春之月写道：“是月也…时雨将降，下水上腾，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母有障塞。”可知季春之月正是春雨频降，春水腾涨之时，也是整治沟渎之时，也是太阳正运行到奎次之时，这样，在古人的观念中把本无因果关系的两种自然现象仅根据表象的联系便将其纳入自身对自然规律认识的经验之中，于是，便形成了“奎者，沟渎也”的农事经验。然而《史记·天官书》却在奎与沟渎之间加上“封豕”，云：“奎曰封豕，为沟渎。”显然，《史记·天官书》与《唐开元占经》的记述是有差异的，所异之点，即在以不同的水神（玄冥、封豕）来命名或象征奎宿，这种神灵运用上的差异可能显示出不同人类群体各自传统文化的区别。在东夷先民的观念中，猪是水神，又是沟渎神，身兼两种神性，表现出东夷先民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深入的认识和切实的把握，在神秘的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对自然能力的自信以及凭借这种自信而与自然力顽强抗挣的精神。
呼风、唤雷、祈雨、抗旱、整治沟渎，目的只有一个，即希望春天播下的种子能在秋天丰收，这样，对猪的崇拜必然导致以丰收为最终目的的意识趋向，猪又演变成丰产神。《山海经·东山经》“东山四经”所载“当康”正是猪形丰产神。仔细体会“东次四经”所载“其名曰当康，其鸣自叫，见则天下大穰”的文字，可知，东夷先民将猪形神名为“当康”的意义和目的正是“大穰”。当康“其名自叫”，意思是说神猪发出的鸣叫声音就是“当康”。猪或为豚、彘，而名曰当康，显然是先民有意为之，而让神猪“当康、当康”的鸣叫，更是先民一厢情愿的幻想，这一切既是传说的神话式情节，又是现实中真实的行为，因为在这个传说中融合着先民为祈求丰产而施行的巫术行为——人们祭祀神猪当康，口中呼喊着“当康”，心里盼望着“大穰”。“当康”“大穰”声转意近，〔12〕口中的呼喊与心中愿望自然获得了一致。当人们相信自己的语言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力的时候，“当康”的呼喊也就意味着“大穰”的实现。
综上所述，东夷先民对神猪的崇拜是与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对自然力的抵御和协调，对自身能力的觉悟和自信同步发展的。可以说，东夷先民由对神猪崇拜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正是其自身成长、进步和强大的反映，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研究古代先民独特文化传统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参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91—292页， 《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同（1），第297页。
〔3〕参《长海县广鹿岛大卡山岛贝丘遗址》， 《考古学报》1981年1期。
〔4〕参《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2期。
〔5〕参《舟山群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6期。
〔6〕参《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 《文物》1980年5期。
〔7〕参张明华《良渚五符试探》，《文物》1990年12期。
〔8〕参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文物》1987年3期。
〔9〕参《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10〕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84页，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
〔11〕见《唐国史补》卷下、《说郛》卷二十三《投荒杂录》。
〔12〕参《山海经·东山经》“东次四经”钦山条郝懿行注。
标签：神话传说论文; 山海经论文; 风神雷神论文; 文化论文; 考古论文; 南山经论文; 文物论文; 中山经论文; 水经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