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遗书论文,章实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内藤湖南、胡适、姚名达三人4种《章实斋年谱》的介绍、评述，力求从一个侧面揭示本世纪20年代章学诚其人其学从隐晦走向昌明的发展路径、文献背景和学术继承。内藤谱发现并最早发掘了章学诚这位久被埋没的重要学者；胡谱功在创新和扩充人物年谱的体例、内容，同时大大拓展了章学诚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姚谱承前人业绩，网罗缜密，取证详实，更加完善了章学诚年谱。
章学诚，字实斋，生于乾隆三年，卒于嘉庆六年（1738—1801），是乾嘉时期独树一帜的史学家、思想家。在考据学几乎垄断了整个学术界，人人以继承许、郑为自许而埋首经学考据之时，他则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探索着建立一种新型的、通达的历史哲学。这一方面是想给当时的史学界注入一针强心剂，另一方面也是对日趋陷入琐碎、缺乏思想的经学考据的一种纠正。但是，他的学术在当时缺少同仁和继承人，他的著作在身前以及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未能得到很好地编订印行。所以，章学诚其人其学几乎隐没了100年。
进入本世纪以来，章学诚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推崇[①]。到2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种重要的章实斋年谱，使得章学诚的生平学术逐渐清晰起来，同时和稍后，研究章学诚的论文不断出现，章学诚的学术终于从沉晦走向昌明，章学研究一时成为史学史、学术史研究中的显学[②]。本文即想介绍几种重要的章实斋年谱的研究写作过程并评述它们各自的特点、价值。
一、几种重要的《章氏遗书》
章学研究的展开是以章氏遗书的整理、刊行为文献基础的。所以，首先介绍几种章学诚著述的重要刊本和抄本。
1.章学诚在世时，曾亲自选择《文史通义》中的若干篇刻印过，他在嘉庆元年（1796）的《与汪龙庄书》中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③]所以，大概刊印数量及流行范围都极有限，以后便不复可见。章氏著作以抄本形式在小范围内保存流传。
2.道光十二年（1832），章学诚的次子章华绂刻《章氏遗书》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但内容只包括《文史通义》内篇5卷，外篇3卷，以及《校雠通义》3卷。这就是所谓“大梁本”。《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以此刻本得以流传，后来又有以“大梁本”为底本的补刻本，即同治二年（1863）谭献刻于杭州书局的“浙刻本”以及光绪四年（1878）季真刻于贵阳的“贵阳本”，但内容也都只限于“两通义”。
3.1920年浙江图书馆据会稽徐氏抄本印行排印本《章氏遗书》24卷12册，此为“大梁本”以来出现的最早的具有全集意义的章氏著作集，但编辑校勘不精，脱误颇多。
4.杨见心藏山阴何氏抄本，后由马夷初（叙伦）转抄，部分内容发表在《杭州日报》及《中国学报》上。
5.章学诚临终前数日曾将自己的著作交托友人萧山王宗炎。王宗炎编为30卷，雇人誊录，未及定稿刊刻就去世了。1919年，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从沈曾植处得到这王编30卷抄本，以此为基础，又增补了20卷，于1922年秋刻成《章氏遗书》50卷出版。这是当时收罗得最为丰富的章氏著作刻本。
6.刘刻后，仍有堪补刘刻本的抄本出现，重要的有燕京大学旧藏武昌柯氏抄本[④]，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章华绂抄本[⑤]，北京图书馆藏翁同和旧藏朱氏椒花吟舫抄本等。
7.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文史通义》，以刘刻本为底本，又据1942年6月四川图书馆《图书集刊》上刊载的《章氏遗书逸篇》[⑥]，补入5篇在刘刻本中属“有目文缺”的文章。
8.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章学诚遗书》，以刘刻本为底本影印，又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章华绂抄本补入14篇，据北京图书馆藏朱氏椒花吟舫抄本补入4篇，共约5万字作为《补佚》附在最后。此本堪称集《章氏遗书》各刻本抄本之大全。遗憾的是，未能有一篇全面考辨章氏遗书散失、流传、刊刻、增补过程的版本学方面的“出版说明”附于集前，书前有一“章学诚遗书序”，在序文的最后简单交代了《章氏遗书》的几个重要版本，还把刘刻本的“刊刻行世”时间误作为1920年。序文之后，仍沿用了刘刻本的“出版说明”。其实，此后姚名达的《章学诚遗书叙目》及孙次舟的《章实斋著述流传谱》至少已可补充一些关于章氏著作版本方面的情况。
二、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
大正九年（1920）11月、12月的《支那学》第1卷第3、4号上连载了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第一讲座内藤湖南博士的《章实斋先生年谱》[⑦]，内藤在该谱的“序说”中写道：
“余爱读章氏之书之余，久欲推究实斋之履历，但遗憾的是仅由《文史通义》及其他几个刊本所能知道的极为疏略。去年得到《章氏遗书》抄本18册，检读之后，知道包括了溢出于《文史通义》以外的全集的大部分内容。……今年四月，偶罹微恙，就在病蓐中粗粗涉猎全集，正想着从中摘要，并稍稍参考他书，应该可以完成一个实斋年谱了，得机会不妨一试之时，恰好《支那学》编辑们索稿，就草成了这个年谱。”[⑧]
内藤氏所得的《章氏遗书》抄本[⑨]，目前被保存在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中，计有《文史通义》9卷，《校雠通义》4卷，《文集》8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杂文》各1卷，共33卷18册。据内藤氏自己分析说，这个本子的目录是王宗炎编定的，包括已刻《文史通义》的各篇，便于了解章氏著作全体的要领[⑩]。
内藤1907年秋入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1919年曾专门开设过“史籍讲读——《文史通义》”[11]，这是内藤氏在近20年的京大教授生涯中以史籍专书为对象开设过的唯一课程。中国史学史是内藤氏始终十分关注的课题，晚年他致力于整理、修订的两本书就是《支那史学史》和《支那上古史》[12]。他自己颇为自得的一点是他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探寻了从唐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一条线索，指出了他们在史学理论上的相承与超越。他这样概括章学诚学术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章实斋是戴东原、汪容甫同时代的学者，他的名著《文史通义》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史观，对经、史、子、集各部进行综合性的批判，其渊源虽可指陈为刘向歆父子、梁刘思勰的《文心雕龙》、唐刘知几的《史通》、宋郑樵的《通志》，但实际上却不妨说全是独辟境地。本来所谓‘文史’一语，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是指《文心雕龙》、《史通》等这一类批评性著作的，这类著作以阐述学术源委、著作流别为目的，而章实斋的书，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采的一部。……章实斋史学的后继者委实不可指望，其人亡其学绝，……我们这些学者在研究支那近代学术发展时，于汉宋学派之外的这一派绝学绝不可轻易放过。”[13]
从1919年讲授《文史通义》专书课，到1920年发表这年谱，内藤氏确实堪称是“最早发掘这个被埋没的学者，显彰其学问的一个人。”[14]
内藤氏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内藤谱）主要取材于他手中的抄本《章氏遗书》。此外，他还收藏有多种章学诚的著作版本[15]，或可稍补抄本《章氏遗书》的不足。另外，他还用了一部朱筠的《朱笥河文集》。他说：“如参考章氏友人的诗文集等，应该更有所得，……其旁采博证留待他日增订的时候吧”[16]。但内藤谱不失为简明扼要，章氏一生的重要行踪、事迹都提及了，如居何地、依何师、与何人交往、何时应科举试、何时主讲某某书院等等，基本上每年都有所记录，少则几十字，多则三五百字。
三、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内藤谱刊出后，以不能再快的速度及时到达了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手中。那是因为胡适正好于这年的9月起与京都大学的青木正儿先生有十分友好而频繁的通信和互赠书刊的学术交流[17]。从胡适给青木氏的信上看，他分别于1920年11月18日和12月14日，也就是杂志出版的当月就收到了青木氏寄赠的《支那学》第1卷第3号和第4号[18]。内藤谱立即引起了胡适的兴趣，他在给青木正儿的信中写道：
“我也是爱读章氏的书的人，但章氏遗书此时很不易得，《文史通义》之外的遗文，我仅搜得四、五十篇。内藤先生说他去年得抄本十八册，这句话引起我的‘读书馋涎’不少！内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项遗书？若一时不刊布，他能许我借观此书的目录吗？章实斋一生最讲究史法，不料他死后竟没有人好好的为他作一篇传！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19]
但过了一个月，即1921年1月，胡适就得到了浙江图书馆铅字排印的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并立即对之进行校读。京都方面，青木、内藤、石滨纯太郎等先生也都通过胡适购到了浙江本《章氏遗书》。同时，青木氏也给胡适寄来了手抄的内藤氏藏本《章氏遗书》的目录，浙江本与内藤本在篇目上互有出入。胡适通过青木氏向内藤氏借抄，读到了内藤本比浙江本多出的15篇中重要的《礼教》、《所见》两篇[20]。这时，胡适又借得一抄本，此本比浙江本多出8篇，比内藤本也有所增益[21]。另外，《中国学报》上登出的《史籍考目》及《史籍考序例》也是补足内藤本的重要资料。
胡适在得读内藤谱后的短短几个月内，迅速掌握了更多的《章氏遗书》资料，这是他重修年谱的文献基础。
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注重谱主思想学术的变迁，注重兼及谱主及师友的事迹，尤其突出在当时思想界有代表性的戴震、汪中、袁枚三人，与谱主作比较评论，为独立的人物传记式的年谱开了一条新路径。这种年谱形式后来确为学术界所借鉴，如汤志钧的《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等。对于在一个时期内有十分影响力的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学者，这种内容广泛，注重人物评品的年谱确实比较合适，可以起到“不仅能考见实斋（谱主）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22]的作用。
至于在具体事实上胡谱对于内藤谱的补漏与纠缪，可见内藤在后来写的《读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其中共提及12条，计纠缪4条，补漏8条。内藤氏之误有误读汉籍而致者，如把章母父亲之名误为“耐恩”者；有对汉籍查读不审而致者，如把布政使陈东浦误为“道员陈东浦”者；也有一时疏忽而致者，如把嘉庆四年已未误为“戊午”者。在现在看到的《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所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这4条都已更正了，并注明据胡谱改正。而胡谱增补的8条内容，大体是因为胡适掌握并阅读了比内藤氏更多的资料，除最后一条实斋卒月为11月，在全集内藤谱中已补上外，其余未作增补。
胡谱于1922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随即寄赠1册给内藤湖南先生，封面上写道“敬赠内藤先生 表示敬意与谢意 胡适”。这本书现存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成为记载着一段日中学者学术交流佳话的文献珍品。内藤氏的《读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年谱》最早列于大正十一年（1922）五月发行的《支那学》第2卷第9号上。
四、姚名达对章实斋年谱的研究贡献
姚名达对章实斋年谱的贡献，一是于1927年4月发表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即《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二是在1928年9、10月间完成了对胡谱的增补工作，即1931年出版的《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
姚名达是胡适的学生辈。他在1925年3月，买读了胡谱，便起了研究章学诚之意。当年秋季，他进入清华学校史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正式确定自己的史学史专修题目为“章实斋的史学”。于是，“买浙本，借刘本”[23]，开始了他极有步骤和条理的研究工作。
首先，作师承年谱。本着“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的目的，对于章学诚这样一位独立特行的学者，应该探求其学术师承渊源和背景，以见其思想学术并非凿空而来。所以，姚名达先于1926年1、2月间作了一份《邵念鲁年谱》。邵氏是章学诚最为推崇的一位前辈学者，名廷采，清顺治、康熙年间浙江余姚人，著有《思复堂文集》，章氏著作中有10多处提及念鲁，引述《思复堂文集》的。章学诚的本师朱筠，也是对章氏很有影响的人物，章学诚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入朱筠门到朱筠去世，前后10多年间亲炙受业，从德行到文章，得之于朱筠者颇多。所以，姚名达又于1927年2、3月间作成《朱笥河年谱》。
其次，重编章氏著作。姚名达在检读各种《章氏遗书》版本之时渐渐萌发了改编《章氏遗书》的想法。因为现行各个版本都不够理想，浙江本不全且校勘粗疏，错误不少；刘氏嘉业堂本虽堪称搜集最富，却也谈不上编排得当。更主要的是这些本子对章氏著作的写作年代都缺乏考订。姚名达于是重新立意，从方便读者、突出学术思想的宗旨出发，对刘氏嘉业堂本作了删剪和重新编定。大致以篇为单位，以各篇的主旨归部，共设“论学”、“论文”、“论史”等12部，删去一些无关学问的篇章。关于各篇之后，凡著述之年地可考者，一一注明。这一工作于1926年冬完成，取名为《章实斋遗著》[24]。
再次，作成新的年谱。在做重编章氏著作的过程中，姚名达对章氏著作无疑有了更深的阅读和研究，于是得以不断地增补胡谱。胡适是在自己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付刻后才知道刘氏嘉业堂正在刻印更为资料丰富的《章氏遗书》的。所以，他在胡谱《自序》中表示：“希望刘先生刻成全书时，我还有机会用他的新材料补入这部年谱。”[25]没想到这一工作由姚名达代为进行了。但姚氏对年谱有自己的看法，又因为计划着要出版《章实斋遗著》，所以姚名达自己作了一个适合于附于文集之后的“附见性”的新年谱。这就是1927年4月发表于《国学月报》第2卷第4期上的《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姚谱）。
姚谱与胡谱的不同之处，姚氏在姚谱“引言”中作了介绍：
“一，适之先生做的有议论解释和批评，我做的只有记述。”
“二，适之先生做的多引实斋论文，我做的多引实斋自述的话。”
“三，适之先生做的有遗漏或错误处，我都已补足或改正了。”[26]
姚谱的特点是力求简洁，客观记述。对于在年谱中怎样较好地反映谱主学术思想的变迁，姚认为引谱主论文不是一个好办法，而应该作以下两方面努力。一是从谱主初做文章到其绝笔，一一排定其文章写作的时地，作成一表，读者“循表读文”，自然可了解到谱主的学术大略及发展变迁；二是若谱主有关于自己为学经过或学术思想的“自评自述”的话，把它依年月抄入年谱，可起到“自报家门”的作用[27]。关于章实斋著作写作时地的考定，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章实斋本人很注重“以文为史”，强调文人作者在写作时要留下写作时间。他说，前人因不明此意，往往不在自己的文章后注上撰写时间，所以后人在编定前人的文集、诗集时不得不竭尽心力，左右求证其写作时间，才勉强理出个前后始末来，还不免有穿凿附会、鲁莽失实之处。至于“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来就隐晦不明，闪烁其辞，给后人的考定时代更增添了困难。所以，“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便后人得而考镜也。”[28]但不幸的是，当时流传的章氏著作的各个版本，绝大多数都已没有注各篇的撰述年月，这就给年谱的作者提出了一项任务。胡谱作了一部分著作年月的考定，但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搜求资料来作出考定。这就是姚名达所说的第一方面，他作了很大努力，但尚未能将章氏著作全部考定出来。所以，所谓“著述表”，在姚谱中并没有完成。然而，姚氏通过上述他自己设定的两方面努力，使得姚谱以1万多字——只相当于胡谱的3／4的篇幅，在记述事实方面却比胡谱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内容。
1928年6月开始，姚名达继续作《章实斋著述考》，力求把章氏著作的每一篇都考出年代来。8、9月间，为了考定《文史通义》中若干篇的年代，他专门到浙江民间去寻访遗书的抄本，此行“犯暑蹈危，东奔西跑”，总算有所收获，访到了北京得不到的抄本，解决了不少问题[29]。但要考出每一篇的年代来，几乎只是个“理想”，所以姚氏的《章实斋著述考》终未见正式发表，但其“著述考”的新收获，都反映在《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中。
因为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准备将胡谱收入“万有文库”，改排版式重新出版，胡适闻知后，即请姚名达为他的旧谱作增补工作，两人并商定了增补体例。由于姚的资料都是现成的，所以在浙江回来后不久，只用了两个星期，就于1928年10月中旬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不知为何，这个增补本于1931年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史学丛书”的一种出版。
姚氏的原则是“增补”，对胡谱原文几乎无所更动，“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别插入原文，并不说明谁是新补，谁是原文。”
五、简单的结束语
从1920年的内藤谱到1931年的胡著姚补谱，章实斋年谱真可谓越来越出落成一个“完满润艳的美人”[30]。要说这几个年谱的特点，内藤谱功在首创，以前辈专家广阔深邃的学术敏锐和识见，提起了这样一位久为世人忽视、遗忘的重要学者；胡谱功在创新，以大胆的实践，扩充了历来“年谱”这一体裁的内容及功能，特别是引述章学诚同时代学者，尤其突出戴震、汪中、袁枚三人的事迹，以及章学诚对他们的评语，使年谱不仅反映谱主思想，而且折射时代之思想学风；姚名达的工作体现了一位对章学诚研究锲而不舍的学者的执著和功力。他对章学诚生平、事迹的考订，尤其是关于实斋学术的师承关系以及实斋著作年代的考定、研究，可谓网罗缜密，取证详实，很好地增补了内藤谱、胡谱的内容。
在这以后，还出现过吴孝琳的《章实斋年谱补正》，载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的《说文月刊》第2卷9至12期；以及孙次舟的《章实斋著述流传谱》，载1941年9月《说文月刊》第3卷2、3合期[31]。前者基本上是对于胡著姚补谱的补充和订正，从体例到重要史料方面都谈不上有什么新的创获，主要增补了章实斋的重要主张及对当时学术界相关人物的评论；后者主要记述实斋遗著的升沉显晦、考定事迹始末、版本源流，按年谱的形式分年编次，是一份章氏遗书流传刊刻的年谱。但此谱不够周详，有详其显著略其沉晦的缺点。如上文述及之北京大学图书馆及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之抄本等，均未提及。
注释：
①变法时期的康有为等人，曾提倡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部分思想，为其今文经学张本。关于“六经皆史”与清末经今古文之争的关系，参见郭斌和的《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一文，刊于1941年《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卷。
②关于章学诚研究论文，1975年香港崇文书店曾印行《章学诚研究专辑》，收录从本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重要的章学研究论文10篇，作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之第6编；另外在此论集的初编、三、五编中还收入章学研究论文6篇。
③《与汪龙庄书》，见1985年文物出版社《章学诚遗书》卷9，第82页。
④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章实斋”记，武昌柯氏抄本“题下附注较详，虽不全具，所缺已稀”。
⑤关于章华绂抄本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之经过，可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一日课毕，北大图书馆长毛子水特来历史系休息室询余，坊间送来章氏遗书抄本一部，此书抄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余嘱其送余家一审核。是夜，余先查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一文，此文在流行刊本中皆有目无文，刘承干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曾向国内遍访此文，亦未得。而余在此抄本中，即赫然睹此文。乃知此本必有来历。嗣经搜得其他证明，乃知此本确系章氏家传。……乃连日夜嘱助教贺次君录出其未见于流行刻本者，凡二十余篇。又有一篇，流行刻本脱落一大段数百字，亦加补录。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载1986年10月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62页；又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记钞本章氏遗书”一文。
⑥此《章氏遗书逸篇》，乃钱穆使人抄录之篇什。抗战时期，钱穆携手抄逸篇至成都，时钱氏友人蒙文通为四川省立图书馆长，故有《图书集刊》上“逸篇”之刊出。见1986年10月东大图书公司印行《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第162页。
⑦《支那学》杂志于1920年创刊，主要登载京都支那学会会员的支那学研究论文，在日本乃至世界汉学界享有盛誉。内藤湖南始终是它热心的支持者和投稿者。
⑧《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第69页，筑摩书房1972年版。
⑨关于内藤湖南从何人手中、怎样得到这一抄本，就笔者所见资料，尚不能解答。
⑩内藤湖南《胡适之の新著章实斋年谱を读む》，《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80页。
(11)据《内藤湖南年谱》，《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
(12)内藤湖南的好几种重要著作都不是亲自执笔直接写就的，而是在大学课堂上多次讲授后，根据几位听讲者的笔记整理、修订而成的。晚年他对这两书的修订十分重视，有精益求精之心，故终于未能在有生之年出版，而是由其子内藤乾吉整理后，分别于1949年、1944年出版的。见《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支那史学史》之“例言”。
(13)、(16)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之“序说”，见《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
(14)宫崎市定：《独创の支那学者内藤湖南》，见《中国に学び》。
(15)内藤湖南所藏章氏遗书的各种版本，详见1986年关西大学图书馆印行之《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抄目录》。
(17)胡适与青木正儿间的往来书信，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史资料，可惜目前未能合璧。青木致胡适信、明信片共16封，时间为1920年10月1日至1922年2月17日，收入黄山出版社《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胡适致青木的信9封，时间为1920年9月25日至1921年5月19日，其摄映件现存京都大学，承蒙友人钱鸥先生介绍，使我得以借阅并抄录了这几封信。
(18)见胡适致青木正儿第3和第4封信
(19)见胡适致青木正儿第4封信
(20)内藤本比浙江本多出的15篇，在后来的刘氏嘉业堂本中补上了12篇，其余3篇在北大图书馆的章华绂抄本中有。所以，1985年文物出版社版本中，15篇是全齐备了。
(21)见胡适致青木正儿第7封信。从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中看，疑即为马叙伦转抄的山阴何氏抄本。
(22)、(25)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
(23)、(29)、(30)胡著姚补《增补章实斋年谱》之“姚序”
(24)见姚名达《章实斋遗书叙目》，《国学月报》第2卷第3期，1927年3月。
(26)、(27)姚名达《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言”，见《国学月报》第2卷第4期，1927年4月。
(28)、《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见1985年文物出版社版《章学诚遗书》卷八第70页。
(31)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印行了《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作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参考资料六编”之一种，收录了胡著姚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姚名达《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孙次舟《章实斋著述流传谱》及吴孝琳《章实斋年谱补正》4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