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公私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公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史上，朱熹的公私观是比较系统的，也是他的庞大的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以前，人们尚未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所以现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将探讨朱熹公私观的含义，公私观与君子、小人的区分，提倡官员秉公从政等。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朱熹公私观的含义
由于朱熹是在讨论“公”与“正”、“公”与“仁”的关系时阐述公私观的，因此我们首先介绍他对“公”与“正”、“公”与“仁”关系的主张。
朱熹在解释《论语·里仁篇》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时，说：“唯之为言独也。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2）当门人萧景昭问及何以引用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朱熹回答说：“程子只著个‘公正’二字解，某恐人不理会得，故以‘无私心’解‘公’字，‘好恶当于理’解‘正’字。有人好恶当于理，而未必无私心；有人无私心，而好恶又未必皆当于理。惟仁者既无私心，而好恶又皆当于理也。”（《朱子语类》卷26《论语八》）这里，朱熹简单明了地指出“公”就是没有私心，“正”就是好与恶皆合于“理”。他进一步分析公与正的关系，说：“今人多连看‘公正’二字，其实公自是公，正自是正，这两个字相少不得。公是心里公，正是好恶得来当理。苟公而不正，则其好恶必不能皆当乎理；正而不公，则切切然于事物之间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两字不可少一。”（同上）指出“公”就是“心里公”，“公”与“正”密不可分，“两字不可少一”，如果“公而不正”或“正而不公”，都不“当乎理”。他还分析“惟公然后能正，公是个广大无私意，正是个无所偏主处。”（同上）指出“公”是“正”的前提，有了“广大无私意”的“公”，才有“无所偏主处”的“正”。
自孔子以来，儒家逐渐建立起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朱熹自然地把公私观纳入了这一体系。他反复向门人解释：“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公是仁的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又说：“公却是仁发处。无公，则仁行不得。”（均见《朱子语类》卷6 《性理三》）指出公与仁不全相同，仁是实质、源头，公是形式、方法、末梢。当门人追问公与仁的区别时，他回答说：“仁在内，公在外。”“惟仁，然后能公。”“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同上）说明仁是存在内心本有的理，公是克尽自己私欲以后表现在外的思想和行为。朱熹还说，当人们“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同上）这就是说，当人们克尽自己的私意或私欲的时候，即达到了“公”的境界，在自身上“天理流行”，于是就是“仁”了。所以，作为“仁之材料”的“人身”，必须从内心深处的“仁”出发，彻底消除一己的私意或私欲，不再被私意或私欲遮敝，这就是“公”；人们不去实现“公”，“仁”也就无法实现或无从体现；人们内心“不仁”，则都“是私意，故变诈百出而不一也”（《朱子语类》卷97《程子之书三》）。
根据朱熹以上的论述，可见他的“私”常常是指“私欲”、“私意”、“私心”。那末，他的“私欲”、“私意”又是什么呢？当门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答道：“私意是心中发出要去做底。今人说人有意智，便看此‘意’字，便见得是小，所以不广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则昏浊沉坠，即不高明矣。”接着，还说：“某解此处，下这般字义，极费心思。”（《朱子语类》卷64《中庸三》）不过，他并没有把人们的“耳目鼻口之欲”或“一言一语，一动一作，一坐一立，一饮一食”一概归之于“私欲”、“私意”，其间还划分为是与非等。他说过：“一言一语，一动一作，一坐一立，一饮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无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时也食，不正也食，失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吃得许多物事，如不当吃，才去贪吃不住，都是逆天理。”（《朱子语类》卷38《论语二十·乡党篇》）在他看来，人们的耳目鼻口的“欲”，人们的言动、动作、坐立、饮食等，要区分是与非，正当与不正当，正常与不正常，凡属是的、正当的、正常的就属天理；凡属非的、不正当的、不正常的就属人欲。尽管如此，他对这种是的、正当的、正常的可以作为“天理”的“欲”仍然持保留态度。有人问他：“人心、道心，如饮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别？”他答道：“这个毕竟是生于血气。”（《朱子语类》卷78《尚书一》）这样，即使被看成出于“道心”，但仍然算不上是纯粹“义理上发出来底”的“浩然之气”，而是“不由义而发”的“血气”（《朱子语类》卷52《孟子二》），他有时还将“人欲”分为好的、不好的、很不好的三类。他说：“欲是情发出来底。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类；不好底，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朱子语类》卷5《性理二》）这些都说明他的“私”是指人们不对的、 不正当的、不正常的“私欲”或“私意”。
至于他所主张的“公”是指什么呢？如前所述，他把“公”解释为“无私心”、“广大无私意”、“私欲不萌”，是“仁底道理”、“仁的方法”。有时，他直接把“公”解释为“公理”。他说：“盖人撑起这公作骨子，则无私心而仁矣。盖公只是一个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则害夫仁。故必体此公在人身上以为之体，则无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朱子语类》卷95《程子之书一》）同时，他还界定了“公”的范围。他在解释《论语·子罕篇》“仁者不忧”句时，说：“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朱子语类》卷37《论语十九》）说明他的“公”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无限的公，不仅仅是指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一个群体等。
二、公私观和君子、小人的区别
朱熹认为人们应该明确区分公与私，并且消除私心，充实公心。他提出人们“只要是无私，无私则理或无蔽。”但是，“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惧也是私惧，爱也是私爱，恶也是私恶，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扩然大公，则喜是公喜，怒也是公怒，哀、惧、爱、恶、欲莫非公矣。此处煞系利害。”（《朱子语类》卷117 《训门人五》指出一个人如果出于私心，他的喜、怒、哀、惧、爱、恶、欲都充满私意；如果“克去己私，扩然大公，则他的喜、怒、哀、惧等必然都充满公意。在他看来，公与私正是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在《论语集注·为政篇注》中解释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提出“周”是普遍之意，“比”是“偏党”即结为宗派之意。“周”与“比”都有“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又进一步提出：“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1 《为政第二》）君子和小人的所作所为不同，他们的区分只在公与私之间，相差仅在毫厘之间。当门人向他请教“何谓毫厘之差”？他答道：“君子也是如此亲爱，小人也是如此亲爱。君子公，小人私。”（《朱子语类》卷24《论语六》）
对于君子，朱熹认为不能过于苛求，因为君子难免也要犯错误，但只要他出于公心，就仍然是君子。他提出：“君子之于人，非是全无恶人处，但好善恶恶，皆出于公。”（同上）在他看来，君子也难免有“恶人处”，但这与小人出于私心而作恶有根本的不同。
朱熹还列举北宋的一些事例，以证明他的见解。有的门人问他：“‘君子和而不同’，如温公与范蜀公议论不相下之类。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谁之类？”温公即司马光，范蜀公即范镇。他认为司马光与范镇曾出现政见的歧异，但他们均从为国为民的目的出发，所以是君子之间的分歧，属“和而不同”。接着，他答道：“如吕吉甫、王荆公是也。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朱子语类》卷43《论语二十五》）吕吉甫即吕惠卿，王荆公即王安石。吕惠卿在宋神宗时曾积极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后因意见不一，又激烈攻击王安石，南宋士大夫往往把他看作“小人”。当然，朱熹在更多的场合是肯定王安石及其学术的，认为“他本是正人”，“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详见拙作《二论朱熹的政治主张》，载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与闽学渊源》，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三、提倡官员秉公从政
朱熹的公私观主要是对士人即一般读书人和士大夫即官员们提出的。他要求他们树立正确的公私观，鼓励大家去做君子，而不要成为小人。他还提倡官员做事都要讲“公”字。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朱子语类》卷112 《朱子九·论官》）不论官位高下和官职大小，做事都要讲一个“公”字。官员能够秉公从政，便做事精采，即使小官，也让人敬服。而那些做得不公，即使是身居要职的宰相，最后也落得个晚节不终。
朱熹还认为官员能否秉公从政，影响极大。他在为门人阐述君子能够“好善恶恶皆出于公”时，进一步说：“用一善人于国，则一国享其治；用一善人于天下，则天下享其治”（《朱子语类》卷24《论语六》）。作为“善人”的君子，能从“公”出发治政，必定惠及所管辖的全部地区。这也是儒家历来所主张的学者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由此可见，朱熹并没有把他的公私观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希望贯彻到士大夫的政治实践中去，因此他的公私观成为他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的新的伦理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朱熹利用了传统的思想资料
正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样，朱熹的公私观，是利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料而建成的。孔子、程颢、程颐等人的有关论述成为他的公私观的基本资料。
诸如前引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朱熹据此提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在于公与私之间，仅有“毫厘之差”。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程颐释为“得其公正是也”。朱熹据此对“公正”作了如前的解释。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朱熹解释说：“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又说：“仁者通体是理，无一点私心。”（《朱子语类》卷37《论语十九》）又如程颐说：“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为仁。”朱熹解释说：“公之为仁，公不可与仁比并看。公只是无私，才无私，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惟公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才公，仁便在此，故云近。……仁自是原有，只被私意隔了，才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朱子语类》卷6《性理三》，卷117《朱子十四》认为公与仁不同，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便公与仁相“近”，只要做到“公”，“仁”就在那里了。再如程颐说：“非是以公便为仁，公而以人体之。”朱熹依此阐发说，这是要求学者“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朱子语类》卷6《性理三》）在此， 朱熹还引用程颐的话“只是一个‘公’字。”说学者向程颐问“仁”，程颐“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此是（程）先生晚年语，平淡中有意味。”（《朱子语类》卷95《程子之书一》）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朱熹再三解释“扩然大公”的含义，指出：“这是说已成处。且如今人私欲万端，纷纷扰扰，无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见与理皆是背驰，如何便得他顺应？”又说：“‘扩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来，顺他道理应之。……圣人自有圣人大公，贤人自有贤人大公，学者自有学者大公。”（同上）
朱熹对有些前辈学者的公私观也并不完全赞同。比如有人问他：尹和靖即尹焞《语录》有两段言“仁”，一云：“某谓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谓也？’曰：‘能好人，能恶人。’伊川曰：‘善涵养。’”又云：“某以仁，惟公可尽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学者所难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朱熹答道：“‘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见如此。”（《朱子语类》卷97《程子之书三》）按照朱熹的公私观，“公”不等于“仁”，“公”只是“仁”的方法和材料，所以他认为程颐（伊川）所说：“人能至公，便是仁”不妥。这说明朱熹对前辈学者的见解采取了批判吸收的做法，并没有一概接受。
五、余论
从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统治阶级方面，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替代了从前的门阀士族。适应新时期的需要，逐步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即理学。在封建伦理思想方面，肩负着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还为官僚地主阶级提出了公私观。他将伦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在强调士大夫及其后备力量——士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的同时，又强调士大夫和士人道德实践的自觉性。毋庸讳言，朱熹的这一理论包含了反对道德形式主义的合理因素。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朱熹的公私观促使中国封建伦理学说中关于个体与群体、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说进一步深化。朱熹主张学者应懂得公与私的不同，明确区分公与私，然后消除私心，树立公心；他提倡士人和士大夫要做无私的君子，不做自私的小人；提倡官员不论大小，都要秉公从政。在这种伦理学说的培育下，南宋后期曾经出现了一批勤政清廉、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英勇抗敌、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如真德秀、黄震、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这表明这一学说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而对今天来说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朱熹的公私观在理论上还是有缺陷的。这主要在阐述他的伦理学说时更多地宣讲“明天理，灭人欲”或“惩忿窒欲”、“克己复礼”等。如他与陈亮争论义利和王霸问题时说：“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之八）又如他对门人们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12《学六·持守》）这不免使“公”与“天理”、“私”与人欲”完全等同，消除私心，树立公心就是“灭人欲”，而“灭人欲”未免被视为要消除头脑的一切欲念，因此难免带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同时，他将“天理”运用到社会学说上，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的“流行”，而“公”也就是三纲五常的实行，于是他的伦理学说实际上变成了官僚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工具。尽管这种学说对于某些逾越封建道德规范的统治阶级成员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对于广大被统治阶级而言，则是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