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的文化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垄断资本论文,机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半个世纪，大部分民族和国家的媒体都跃升到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这在“信息时代”已不足为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电视的诞生曾一度令人眼花缭乱，但与如今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数码革命相比，就如同“马车时代”一样。对各种社会理论家来说，传播(communication)已经登上了中心舞台。对左翼人士来说，关注传播在实现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继而在面对反抗时维持对大众的控制，是他们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阿拉伯之春以及拉丁美洲当选的左翼政府的媒体战就是两个例子。任何义正词严的左翼评论或政治计划必须包含并将传播考虑在内。 为了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过去40年，“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动态研究领域，并产生了大量激进的学术成果。这一领域强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广告和传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审视传播产业的资本主义结构如何创造产品以及媒体和文化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该领域尤其探究了媒体是如何将人们“去政治化”从而保护上层人士的特权的。它强调政府政策在创造传播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本质。在北美，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创始人。该领域在欧洲的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涌现出一批学者，欧洲这一领域的研究与重新解读马克思联系得更为紧密。这一研究在美国最明显的表现也许就是过去几年间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新闻学所做的重要评论。如今，不计其数的左翼活跃分子都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文献研究，这证明了该领域的价值和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遵循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只不过与受锢于过去的前人相比，他们对媒体的评判要更加世故。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有时会举出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例子，认为他们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不重视媒体、传播和文化的重要性。由于1966年的著作《垄断资本》的显著作用，巴兰和斯威齐比其他的激进经济学家(后者对这一领域同样有所忽视)往往易于接受更多的批评。斯麦兹1977年影响重大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虽然承认了《垄断资本》的优点和重要性，但它比其他作品对该书给予了更多的批评。这种模式在后续作品中仍继续存在。 我们从未特别地关注这种批评。对我们来说，《垄断资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巴兰和斯威齐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忽略传播，反而为对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研究提供了关键要素。该书强调了运行在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巨型公司的重要性，这为理解媒体市场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路径。尤其是，巴兰和斯威齐开始指出“促销活动”和广告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研究传播问题的必要出发点。少数其他经济学家将广告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点与巴兰和斯威齐很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将媒体和传播产业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我们最喜欢的巴兰和斯威齐的作品之一是他们在1962年写给由约翰·里斯(John Reith，BBC广播公司前总裁)领导的英国工党广告委员会的声明。工党当时正在重新考虑在英国广播和电视上使用商业广告，广告委员会就是作为这种考虑的一部分而成立的。巴兰和斯威齐的声明后来以《论广告》为题发表在《科学与社会》杂志上，大多数人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声明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论点，关注广告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些论点后来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得到了发展，并被坚决地贯彻到对媒体的理解当中。在广告对媒体运作和内容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影响方面，这本书的分析十分有力而且影响久远。同时，该书还暗示，有些人认为，除非资本主义被颠覆，否则任何争取改革的斗争都是浪费时间，但巴兰和斯威齐绝非这样的决定论者，而且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了当代媒体政策斗争的重要性。《广告委员会报告》最终于1966年发布，它反映了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尊重寡头市场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价格竞争的衰落以及“知名企业的垄断权力”在现代大众传媒广告崛起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巴兰和斯威齐还敏锐地察觉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及其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的性质的能力，经济学家、左派、右派、中间派都认为这种能力几乎是无可匹敌的。他们的著述强调，要仔细研究诸如蒸汽机、电力、汽车等“革命性”技术，这些技术为资本主义的世代扩张及在此过程中彻底颠覆世界奠定了基础。1957年，斯威齐描述道，由于企业扩张融入到指向性研究(directing research)之中，以及20世纪40年代永久性军国主义(permanent militarism)的崛起，美国正处于一场彻底的“科学—产业革命”之中。通过对经济史、当代科技发展的仔细回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斯威齐认为计算机的发明和正在兴起的传播革命处于技术革命的核心位置，它们所带来的变革与蒸汽机诞生所引起的变革同样深刻。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即使不是荒谬的，也只是假设性的，斯威齐对此回应道：“30年之后再回头来看，新技术所暗含的社会转型将会在那时达到高潮，你们将会从各个方面看到它的迹象。” 然而，有点矛盾的是，读完《垄断资本》的人不太能理解作者们为什么对传播本身那么感兴趣。这一点在2011年发生了改变，因为我们发现了为《垄断资本》所写的丢失的一章——“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之二”，该章涉及文化、传播和心理健康问题。这章最初由巴兰起草，他去世后由斯威齐进行编辑和修订，本来打算将其用作《垄断资本》的倒数第二章。然而，1964年3月，巴兰因心力衰竭不幸过世，原计划该章的改写因此被搁置。1964年11月，斯威齐对这一章做了大量工作，或许后来他编辑了原稿，删掉初稿中的大量材料并添加了一些与传播有关的新资料。他将后来的版本命名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和心理健康”。然而他最后选择不将这章纳入《垄断资本》一书，因为他承认他和巴兰两个人未能一起(为此)作出充分努力。 但是，当我们阅读丢失的这章时，马上就能意识到，文化章节是建立在严谨的调查和权威的理论见解基础上的；同时，它也体现了在这一学科尚未确立以及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想象其可能性之前，巴兰和斯威齐就已经致力于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了；它还为作者关于《垄断资本》一书的目标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看法。该章关注垄断资本创造的大众社会文化，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想要成为本书讨论的逻辑顶点。这一章的目的在于帮助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激进的社会变革可能引发的后果。所以，我们决定在本文中首次公布丢失这章的前2/3，而不包括关于心理健康的最后1/3，同时将其重新命名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文化与传播”。 我们公布这章的目的不仅仅是研究旧的文献，在回顾巴兰和斯威齐有关文化和传播的著述以及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时，我们逐渐清楚，《垄断资本》所丢失的文化章节并非孤立的存在或是异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新兴的更广泛的知识学派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在这期间，几位主要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完成了一些杰出的相关作品，例如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E.P.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雷蒙德·威廉斯，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定期的沟通。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对文化机构的评论做出了贡献。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开明的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的社会批判，它包含了传播议题，并且专注于研究其向社会理论提出的问题。它直观地体现了即将崛起的新左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中的大部分。另一方面，对传播的考察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有害影响转向关注文化政治学以及对传播系统的控制怎样正在变成民主左翼一个必要的政治战场。早在1961年，汤普森就评论道：“创造一种‘替代性的’传播方式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新左翼的主要关切。”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作品预测到了许多左翼如今关注的主题，而且其研究方法为全世界的激进人士提供了一种清晰且十分有价值的见解。 布莱希特、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机构概念 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核心是大众文化与政治和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巴兰广泛并详细地涉猎了这一领域，他对这一主题的热衷或许促成了《垄断资本》后来的那一章。他探讨的文化和传播包含艺术、文学、娱乐、教育、媒体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主要关心的是，垄断资本所推动的持续的商品化过程导致了作为人类发展必要形式之一的肯定性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的削弱。正如他在1950年所阐述的： 我们必须明白，资产阶级的、盲目崇拜的意识对广大劳动大众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商业的、竞争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空虚和犬儒主义。系统的教育(通过电影、连环画等)培养了人们对大部分社会现象的极度敏感。学校、教堂、出版社等任何地方的以及人们意识中的任何带有“稳定”(solidarity)意味的事物都在被有效地摧毁。最后，只剩下彻底麻痹的孤独感，人们感到不存在可以求助的任何运动、集团、群体，这种感觉必须征服那些不愿顺从的人们。 巴兰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被商品化的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首先批判的是美国文化的现实品质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巨大的且仍在扩大的鸿沟。这个鸿沟既是垄断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同时，它也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破坏性。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为它认为上述鸿沟是由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具体点说，是“文化机构”的资本主义性质——所导致的。巴兰和斯威齐非常重视对媒体和传播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考察。 正是源自布莱希特、弗洛姆、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米尔斯的“文化机构”概念，构成了《垄断资本》中巴兰讨论文化和传播问题的核心组织原则。“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品质之二”一章最早的草稿涵盖了大众传媒和心理健康领域。然而，巴兰准备把这些转变成探讨“特定的媒体”，尤其是图书出版和广播，这些就是他和斯威齐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机构”发展的表现形式。 为了理解其意义所在，了解这一关键性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机构概念将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主要归功于布莱希特在1932年初的作品。布莱希特认为，他所提及的文化“机构”或文化过程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控制，可以应用到文化生产的每个领域，比如剧场、歌剧、无线电广播、图书出版和电影。这位艺术家并未掌控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机构，因此他的关键问题在于：为了推进批判的、辩证的和革命的目标，需要找到控制或颠覆这些机构的方式。然而，布莱希特对此并不抱幻想，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文化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巩固既有的权力关系。正如穆勒(Rowitha Mueller)所阐述的：“因此，这一术语本身强调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布莱希特看来，除此之外，文化机构还有巩固现存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功能，他从选择过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为了自身的重生，社会通过(文化)机构吸收它所需要的一切。” 布莱希特认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文化机构的掌控者，相反，他们的工作完全从属于文化机构和资本主义的目标，因此文化机构不在他们的掌控之内。知识分子……完全依赖这些机构(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经济性的)，这是他们的工作得以实现的唯一渠道。作家、作曲家和评论家的作品越来越像原材料，最终完成的文章由文化机构创作。“资本主义秩序陷入了这样一种习惯，即依据对机构的适用性来评判作品，而不是相反。”结果自然就“导致了[文化]作品很大程度上等于商品，受常规的商业交换法则支配。艺术成了商品，只能通过生产(机构)的方式被制造出来”。 布莱希特具体研究了文化机构的各种形式——剧场、无线电广播、电影。他希望进行一场游击战，以结束利用文化机构实现革命性变革的目的。他相信，“这些[文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最终将“对艺术至关重要”。这样，他的目标变成了开发控制各种机构(这些机构现在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的战略途径。这就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要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优势的各种方式有深刻的理解。布莱希特的戏剧显然旨在以这种方式颠覆剧场这种机构。正如他所说：“当我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我明白了我的戏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就文化机构(它们对社会至关重要)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按照巴兰的说法，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它通过各种辩证的方式采取了“现实与理性对抗”的形式。布莱希特用“内向剥削”(inploitation)的概念(一种反向的或内在化的剥削)来描述文化机构产品的消费者所扮演的复杂的、矛盾的角色，在文化生产者或艺术家与所有者进行斗争的背景下，消费者既是牺牲品，又是同谋的剥削者。作为革命者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通过打破资产阶级社会所导致的对人类的需求和能力的疏离，重建文化作品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如沃尔特·本雅明(他对布莱希特的影响非常大)所论证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这一问题与其说是“[艺术家的作品的]地位应对文化机构的各种形式”的问题，不如说是“它在文化机构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这一文化变革的根本问题于是变成了“使机构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 布莱希特认为，针对文化机构所进行的斗争不仅局限于电影、广播等新的形式，而且扩展至所有日益机械化、商品化和不断变化的传播形式，包括印刷书籍和剧场等传统形式。“时代的变革总是让一切都发生改变”，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即“文学生产的机械化”，这是不可逆的。于是，目标不得不变成使既有的文化机构重新职能化或重新构建既有的文化机构，以防止日益复杂的媒体离人类的需求和能力的发展以及“传播的新的可能性”越来越远。 文化机构的概念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1932年，这一概念就在弗洛姆的文章《一种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功能》——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被视为整合历史唯物论与心理分析的奠基性作品——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正如霍耐特对该文重要性所做的解释：“在社会研究所的学术圈内，弗洛姆承担着研究出一种与经济学紧密相连的心理学的任务。” 弗洛姆写道，社会中“[统治]规范的创造”不需要改变，相反，“文化机构的基础部分足以用一种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方式塑造社会所要求的姿态”。用心理分析的话语来说，“文化机构”被描述为驱动“社会的力比多结构”——或是弗洛姆后来所说的“社会性格”——并引导它，使它不再威胁现状。对于劳动阶级来说，文化机构在塑造弗洛姆所谓的应对“异化”影响的社会粘合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霍克海默1936年所著的《权威与家庭》与弗洛姆有着相似的逻辑，他探讨了革命时期如何消除剥夺他们权力的文化控制，而在重建和保守时期，一种“过时的文化机构以及人们的心理构成和相互联系的制度机构都要求新的权力，于是就需要对文化进行彻底的考察”。作为一种权力结构，文化机构试图通过提倡特定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们被内化在精神中——将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维持现状。用霍克海默的话说： 在任何特定时期，整个文化机构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一些人必须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观念在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中内化，迄今为止，这是由历史过程决定的。作为这种文化机构的结果及其逐渐更新的要件，对权威的信仰就是其动力之一，它有时会促进、有时会阻碍人类历史。 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机构”这一议题是由马尔库塞在他的《33个论题》(“33 Theses”，写于1947年，在马尔库塞的作品中以草稿的形式被发现，马尔库塞过世后，该文才出现在他的文集里)一文中首先提出的。马尔库塞在第15个论题中写道： 文化认同现象需要“文化粘合剂”(Kitt)问题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到讨论。这里涉及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以前的先锋反对力量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机构(心理分析、现代艺术、性倾向等等在工作和娱乐过程中的转变与应用)之间的势均力敌。首先应当探讨的是“文化粘合剂”对劳动阶级的影响：“科学管理”，理性化，增长的生产力(以及随之加剧的剥削)下劳动者的利益，民族情感的强化。 这就是马尔库塞继弗洛姆和霍克海默之后阐述的文化粘合剂概念。对霍克海默而言，这种粘合剂任何时候都是分析的关键对象，因为它“人为地将趋向独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劳动者在统治秩序下的粘合剂是如何通过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机构而实际完成的，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十分必要，马尔库塞第15个论题的意图正是强调这一必要性。 这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计划的核心难题。正如霍耐特所说： 20世纪30年代，该研究所的理论构建和社会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尝试为[剥削性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文化稳定性之间的]这一紧张关系所体现的难题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回答。“心理机制如何使得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潜在性?尽管因为经济状况，它非常接近爆发冲突。”研究所的指导性宗旨就是由这个问题形成的。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勾勒的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规划被进行了调整，以适应对这一现象的考察。 弗洛姆后来将“文化机构”描述为一种能决定什么可以进入社会的“社会潜意识”当中的“过滤器”。正如1955年他在《健全的社会》(一部强烈影响巴兰的著作)中所写的：“最终，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异化的产业工人]处于我们整个文化机构——广告、电影、电视、报纸——的影响之下，很难避免被整合，尽管可能整合得比其他人更慢些。” 米尔斯、汤普森和威廉斯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类似的思考使得米尔斯开始写作一本重要的、无人能比的著作，但因为他过早离世而没有完成，这本书标题就叫《文化机构》。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深刻描述了米尔斯进入这一领域的特殊历史背景： 米尔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甚至通常的利己主义并非当代社会代理人行动与否的驱动力。米尔斯总结道，在他所谓的“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民众更广泛地来说是由“文化”而非“理性”推动的。他确信，文化机构在整个“体制”的再生产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他认为，并非人类学概念的文化——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决定政治或保证主要制度行为体的统治。米尔斯求助于文化机构预示着，文化不再是人民自发的创造，而是社会和政治统治的组织和再生产的一个方面。如果社会变革最终是可能的，那么领导者必须理解关键的文化形式，尤其是大众媒体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显然，他的预期研究的内涵在于，支持一种与文化产业的力量相匹配的左翼的新的“反霸权”战略。 在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米尔斯在定义文化机构的真实含义方面并未走得太远。他的方法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使用的文化机构概念(文化机构实质上等于包括技术手段在内的生产的文化手段)更宽泛、更模糊。相比之下，米尔斯所使用的文化机构概念在以下方面有些含糊不清：“观察所(observation posts)、解读中心(interpretation centers)和供给站(presentation depots)”，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文化机构是“由艺术的、知识的和科学的工作运行于其中的组织和环境组成的”。他强调的主要是过程而非结构，这让他重视代理力量(agency)，即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他指出，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化机构，研究知识分子)，他们是可能的、最接近激进的变革力量。这往往导致轻视权力的维度，将文化机构本身的问题降低为知识分子问题、机构问题，而不是像布莱希特和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强调文化生产者与资本主义文化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米尔斯继续提出了关键点： 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的是对他们的文化机构本身的收编。我们无法使用有效的传播手段，更有甚者，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失去对文化生产自身特有的手段的控制。认真的电影制作人的境况不就是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典型吗?我们正在失去“潜在的公众”，即使还有公众(possible publics)存在，也正在被那些控制和管理有效传播手段的商人或政治委员变成“群众”(masses)。在他们手中，这些与其说是传播手段，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分散手段……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重新占有我们的文化机构，并用其为我们自己的目标服务。 米尔斯的方法对英国新左翼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汤普森参加了米尔斯在伦敦经济学院三场有关文化机构的演讲的最后一场，他认为这场演讲“绝对壮观”。但他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在写给米尔斯的一封长信中，汤普森写道：“你认为知识分子必须重占他们的文化机构并利用其服务于自己的目标，那他们曾经在何种意义上占有过文化机构吗?”对汤普森来说，这不是一个重占文化机构的问题，而是要构建一个左翼文化机构。他在1959年写道：“这一难题本身就是要建立另一种文化机构——能够绕过大众传媒和政党机器，并开创内部的重要社会主义团体与外部的劳工运动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尽管已经取得了稳固的进步，但这一过程看起来仍然极其缓慢)。”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汤普森深入研究了传播问题并向1960年广播委员会(皮尔金顿委员会，Pilkington Committee)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皮尔金顿报告》于1962年被呈给了国会。 威廉斯与米尔斯和汤普森都关注将对文化机构的批判转化成左翼的政治战略和计划。威廉斯分析的出发点是：“整个传播过程都附属于一个日益强大的广告和公共关系体系”。他在1961年写道： 我们有必要抛弃“群众”的文化状况下那种惯常的愤怒和绝望(现在越来越多地由他们所谓的朋友发出)，冲破阻碍，认识到这一核心事实：我们的大部分文化机构都掌握在投机者手中，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社会的健康和发展，而是可以利用知识的匮乏而快速获利。确实.这些投机者或他们中的一些，在受到抨击之下将让步于一种不同的限制政策，他们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声望”(prestige)，也就是说，保留有限的公共名望以便他们能继续发挥作用。但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否能承受得起将其文化机构留在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手中……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基本的资本主义组织的一种后果，那么我们应该更加清楚这些文化问题，我至少知道没有终结资本主义更好的理由了。 由于注意到威廉斯未能成功地思考“与‘乌托邦’……以及一种理性传统(这种理性传统与反对既定利益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相反的问题——它必须在没有制度或自身文化机构的帮助下开辟道路，而且它暴露在宗派主义的荒芜(sectarian aridity)或在‘另一方’的制度中丢失最佳人选的危险之中”，所以，汤普森于1961年再次抛出了这一难题。实际上，汤普森毕生都在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展示英国的劳动阶级如何试图构建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文化，尽管它被排斥在主导性文化机构即社会知识生产的主要手段之外。 趋向一种更宽广的传播政治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 1962年，巴兰首次为《垄断资本》撰写有关文化和传播的分析时开始了这一讨论。巴兰和斯威齐试图在该书倒数第二章中揭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机构如何日益被既有利益所占有和控制，并削弱了文明的批判的和理性的一面以及进行有效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他们写道，出版和广播产业都表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文化生产服从于与其他商品生产一样的影响力、利益和动机”。 他们的分析关注作为生产特殊形式的“文化产业”，当它们“从手工艺品走向大规模生产”时，日益受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业务的影响”并迎合了“人类本性中的所有缺点和弱点”。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文化产出变成了它的反面”，表明了人类理性和人类行为的进一步分裂，阻碍了而不是推动了人类进步和历史变革。 巴兰和斯威齐意识到报纸和杂志已经代替图书出版成为“最主要的阅读形式”，不过他们仍然坚持图书出版在社会文化机构中独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识字以及阅读文学作品和大量政治书籍是普及民主政治的基础。他们意识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旨在提高识字率、扩大图书出版和发行的进步政策和补贴，已经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他们也毫不惊讶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特别指出这些政策是亲共产主义和反美的。 巴兰和斯威齐还亲眼看到，图书产业性质的改变意味着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激增的大量批判书籍正在变成过去时。没有了将其推向不同方向的政策，商业图书出版产业正在急剧扩张，尽管这一产业仍然具有高度竞争性，并以利润率的降低而非增加为特征，但它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集中，呈现出“新兴寡头……产业”的特征。 大规模生产和该产业的集中性意味着图书越来越标准化，并以与汽车或化妆品同样的方式被出售。这影响了图书的内容，导致那些掌控图书出版机构的人强调：(1)循规蹈矩的观点(尽管圆滑的顺从可能包含对现状的严肃批评，但只要它们不延伸到深层结构或可能引发激进的行动即可)；(2)对讨论议题的筛选(性别、个人心理学甚至种族问题比经济和社会秩序问题更容易得到许可)；(3)对知名人士的关注；(4)对新的成功模式的模仿。 从上述几点出发，巴兰和斯威齐继续考察了位居前列的畅销书的特征和内容，从宗教书籍到烹饪书籍，到犯罪和侦探小说，再到一般的畅销书，他们还对漫画书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总体结论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图书本身一步步地持续贬值。“情趣服装”、化妆品、烟酒和各种秘方的行销中使用的方法都转移到了图书销售上，这从各个方面削弱了文学作品，并摧毁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的书籍。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文化机构日益控制了艺术家，“作家越来越明显地变成出版公司的雇员，其独立性越来越成为一种假象”。一些独立艺术家理所当然地试图与这种文化机构抗争，并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超越它。但这并未否定图书出版中顺从和退化的总体趋势。 1964年，霍布斯鲍姆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以类似的方式进行了考察： 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在权力“织布机”进行干预之后，专业图书作家就处于“织布工”的位置：他的作品的收入甚至不及一个打字员收入的2/3或3/4，能够完全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并不多……文学作品的某些分支，例如实用小说、手工生产等可以继续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需求比较小、比较持久，并且断断续续，而且还因为市场可以依赖大量临时的兼职劳动者和愿意服从的专业作家将他们自己变成职业文人。 相反，虽然电视广播是一种相当年轻的文化机构，像图书出版一样并非新兴的寡头垄断，但政府的政策已经将其确立为一种牢固的寡头垄断。关于这一点，1958年和1959年斯威齐在《每月评论》工作时，曾与休伯曼一起写了两篇关于美国电视问题的论文。第一篇发表于1958年4月，该文批判了联邦传播委员会及其在推动广播媒体(包括收音机和电视)集中过程中的作用。电视台牌照的发放、推动寡头优势、蓄意压制竞争和给特殊企业免费发放广播信号，这些构成了对公众的巨大“欺诈”，形成了该领域垄断资本的基础。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极度腐败，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电视产业的利润率本来就很高，而且还在增加，到1956年达到了22％。斯威齐和休伯曼深入考察了电视产业的财政数据，以前即使有，也很少有其他学者这么做过，他们系统地批驳了这一观念：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可以对符合公众利益的私营经济力量进行有效的管控。相反，如果想要实现一种符合公众利益的民主传媒，唯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式即社会所有制。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占据优势地位的三大电视网络已经在电视行业创造了一种“牢固控制的寡头垄断”。巴兰和斯威齐引用了20世纪福克斯电视台主席彼得·雷瓦西(Peter Levathes)的陈述：“赞助商为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购买电视节目，这是电视最基本的作用——销售某人的产品。”这一陈述的逻辑很清晰：垄断资本(包括企业整体和更具体的电视网络及电视台)感兴趣的是“通过影响尽可能最广泛的观众来实现销售和利润最大化”。 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他似乎将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为公众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在他的时代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与如今的现实毫不相符。一旦大企业追求自身的私利，它就将在一只并非完全看不见的手的引领下贬低、腐化公众的道德标准，而公众完全依靠这些大公司提供工作、物质商品和“精神食粮”。这是“电视丑闻”最明显的一个教训。 休伯曼和斯威齐接着写道： 在一个代表了教育、艺术和娱乐界最好元素的权威下，创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所有的广播电视网络，这并非理所当然的革命性计划。英国和加拿大很早就有了政府所有的电视网络，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中，它们都是由保守政府建立的，它们的运行远远好于美国的网络。美国电视网络的创建应当成为每个人(他们意识到了目前形势的严峻性，而且明白依赖电视产业或其傀儡——联邦传播委员会是徒劳的)主要的需求，从而开始并完成严肃的改革。[这也是我们强调的。] 因此，休伯曼和斯威齐(以及巴兰)紧随布莱希特，倡导“这些对艺术至关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传播的发展。 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过去一直没有能够对商业广播进行有效管控的形式。因为：“重要的不是欺诈和欺骗的具体形式，而是欺诈和欺骗在不停地蔓延这一基本事实。”谎言的支配地位并未局限于显性广告。这些谎言同样渗透进了日常的大部分电视节目中。电视里所呈现的世界并非包含利益冲突、不合理性、破坏性矛盾的真实世界，而是一个不停地追求并有巨大改善潜力的世界。它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具有倾向性和彻底误导性的关于现实的镜像。 作为卡夫卡的忠实读者，巴兰从中汲取的教训显而易见。正如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描述的：“‘不’，神父说，‘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需当作必然的东西予以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K说，‘这样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阿多诺、巴兰和斯威齐引用这段话来指出大部分电视广播导致了“生活体验能力”的麻木。他们写道：“从这方面来看，电视和其他大众传媒促使个人在心理和情绪方面所具有的能力严重损害。通过向个人慢慢灌输一种生活的幻象，它从社会和个人层面消磨着个人的意志。”更糟糕的是，它导致了犬儒主义和一种认为“公共生活就是欺骗”的意识，腐蚀了愿意接受变革的一切意识。 他们指出，不幸的是，“虽然日益意识到社会文化机构所传输的谎言，但这并未导致对事实、理性和知识更强烈的探求，而是导致了幻想破灭和犬儒主义的扩散”。恩格斯将意识形态描述为“虚假的意识”，而巴兰等人则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解释意识形态，即包含“一种关于事实的部分的、片面的观点，半真半假，反映了它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并未涵盖全部内容”。被这种意识形态有效排除在外的是“存在着并不断扩大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更加理性的、更加重视人类存在的意识”。事实上，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机构”旨在创造“使人们接受并适应冷酷的现实，放弃向往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所有希望和渴望”的对立面。 因此，丢失的一章的政治分析对于美国或其他任何具有类似政治和文化机构的国家的社会变革前景持明确的消极态度，原因很明显。不仅进步党在美国早已销声匿迹，只剩下“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大量仍在起作用的残余，而且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有意义的议会社会主义也走向了终结，正如威廉斯和米利班德当时在《每月评论》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米利班德对米尔斯频繁的沮丧评述道：“他所提倡的‘真理的政治’常常——尤其是最后几年——听起来更像‘绝望的政治’。不抱希望是社会科学家的弱点之一，它几乎和无意识的漫不关心或培养‘固定的笑容’一样严重。” 可以将巴兰和斯威齐的立场与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1964)中的观点进行比较。在该书导言中，马尔库塞阐述道，如果一个人在几天之内每天持续一小时只看电视或只听调频收音机，不关掉广告，而且偶尔转换电台，那么很容易从他身上发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即“单向度性”(one-dimensionality)。 陷入困境的是布莱希特的观点。用马尔库塞的话说(改写了布莱希特的话)：“只有在当代世界被表现为可变化的东西……它才能得到表现。”目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上的“理性世界”(rational universe)“通过其[文化]机构仅有的力量和能力，封锁了所有逃离之路”。通过将其融入无所不在的日常事实，它使得“超越”(transcendence)的珍贵影像失去了价值。在该书的结尾，马尔库塞保留了一线希望：“幽灵在发达社会的内外再次出现……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有可能再次相遇：最先进的人类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然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是一部极度悲观的著作，致力于遏制和同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文化机构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力量。马尔库塞写道：“仍然存在敢于公然挑战电视和新闻媒体的人——他身处‘不发达国家’。” 1963年10月，在写作《垄断资本》期间，巴兰拜读了马尔库塞的书稿。马尔库塞的书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巴兰也对他的悲观结论感到不安。巴兰认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他向斯威齐提议，他们将在下一部著作中着手研究这一问题，而不是让它直接影响《垄断资本》的分析。在1963年10月10日写给斯威齐的一封特别信件中，巴兰直接提出了马尔库塞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提出的存在主义的挑战： 展示了垄断资本是如何创造从各个方向包围我们的“污泥”之后，我们将把这一部分“写入”[《垄断资本》]。目前饱受争议且事实上最为急迫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已经失灵，也就是说，那些胡言乱语是否可能不断累积、凝聚，最后覆盖整个社会(以及这个相关世界的美好部分)而不产生能够击破并将辩证法吹散在风中的反作用力。“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形式已经过时了。它预示了痛苦，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它变得日益全面；然而，它的核心论点是错误的，即痛苦本身产生了废除自己的力量。我刚刚读完马尔库塞的新书[《单向度的人》]，该书以一种艰难的方式推进了上述观点，这被称为“大拒绝”或“绝对的否定”。一切都是肮脏的：垄断资本和苏联，资本主义和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叙述的消极部分已经变成现实，积极部分仍然是个幻想。我们回到了纯粹、简单的乌托邦状态，那里本应存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目前却没有能够推动其产生的社会力量。不仅社会主义无法解答这一问题，任何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给出答案。从“大拒绝”和“绝对的否定”到“大撤退”和“绝对的背叛”，仅仅跨越了一小步。我强烈地感觉到，该问题目前占据了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核心，不仅在这里，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亦是如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承担许多责任……我们需要的是对整体形势的冷静分析，对历史视角的修复，对相关时间维度和更多事情的提示。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做的很好——也许仅仅做成一本少于200页的简短小册子——我们将推动并为许多真正的“解放”行动做出主要贡献。 因此，巴兰建议将一种修复的历史背景放入马克思主义显而易见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以社会意识和代理机构脱离物质矛盾及潜力为象征。这一观点会保留对垄断资本的批判，但也会把与如下观念的直接对抗作为批判的必要部分：对社会主义政治、甚至民主来说，文化机构是一种永久性的且不可消除的路障。米尔斯和威廉斯的作品同样也是以此为方向的。正如威廉斯1960年1月在《每月评论》中写道：“依我所见，核心问题是文化的。所有大众广告和大众出版物现在都在宣传个体消费者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选择。” 巴兰的方向很明确，即扩展文化批判并将其与政治经济学分析融合在一起。他本想在完成《垄断资本》之后，和斯威齐一起或者自己继续从事这一项目，然而他却无法完成。1964年3月26日，在拜访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时，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当时他正手端一杯白兰地酒，在阅读马尔库塞刚刚出版的《单向度的人》。 斯威齐决定不在《垄断资本》的发行版本中放入论文化的这一章，因此，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和存在主义及政治左翼的战略问题等，这些巴兰和斯威齐一起进行的努力并未完成。 《垄断资本》避免了未发表的论文化的一章中隐藏的悲观主义。该书的结束章“不合理的制度”强调了在人类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剩余上升的趋势以及消耗这种剩余的必要性，指出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秩序日益增加的不合理性。整个发展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依赖巨大经济力量的小寡头”处于“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机构的完全控制之下”。在这些条件下，大众传播方式的进步只是加速了大众文化的退化。他们的理由是，这是些在长期内几乎不会占据优势的条件。这样一种体系最终必然会陷入非理性的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式和毁灭之中。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社会秩序的矛盾的产生会压倒它们的反对力量，这仅仅是时间问题，“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唯一的真正合理性处于颠覆毫无希望的不合理体系的行动之中”。 他们写道：“甚至存在一些迹象，尤其是南方的黑人解放运动、城市贫民区暴动、学术共同体日益反对在越南的战争，这些都是‘美国人民准备好加入反对逐渐令人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的积极斗争中’的重要环节。如果真是这样，谁又能限制未来加入该斗争的人数呢?”但是，以边缘地区为基础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起义才是真正的变革动因，作为垄断资本的首要堡垒，美国最终很难不受影响。尽管该体系的巨大权力控制了生产方式、国家机器和社会文化机构，然而，20世纪60年代，处处都在爆发社会斗争，这为从外部包围和从内部挑战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希望。 20世纪60年代对文化和媒体的批判 《传播学》首次出版后不久，《皮尔金顿报告》最终版发布了，同巴兰和斯威齐一样，该报告强烈地打动了威廉斯。威廉斯在《传播学》第二版(1966年)中讨论了该报告，并称它为“这一领域所有变革的经典参考标准”。 在《传播学》中，威廉斯将传播学定义为“传输和接收观念、信息和态度的制度和形式”，然而传播指的是“传输和接收的过程”。威廉斯认为，传播学在现代的惊人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看似新型的社会问题”。他主张，传播与经济和政治一道，对于理解社会都是“同样基本的”。“将传播看作次要的是错误的”，威廉斯写道，“为学习、描述、理解和教育而奋斗是人性的核心和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奋斗并不是在事实发生后间接地开始的，它本身就是事实持续形成和变化的一种主要方式。”他认为，上述强调在20世纪社会的长期危机中异常重要。 因此，威廉斯主张，对传播的控制至关重要，媒体的商业控制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灾难，更不用说民主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将我们的文化工具当作简单的商品，替代他们的控制的唯一选择就是一个公共系统。”威廉斯坚持，传播系统为消费者的信息和建议留有重要位置，但“广告是一种能提供这些的非常原始的方式”。他认识到了建立一个公共文化系统的“真正困难”，但那并未改变他坚信公共文化系统作为一种政治计划的核心的、紧迫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不直接控制内容”，但是应有一个强大的公共角色，以及关于“资源的实际配置”的公共辩论和审议。他强调，传统左翼的国家垄断和审查模式不再是合法的或有吸引力的选择。事实上，“苏联模式”这一体制的破产在其丑陋的传播结构和政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除非社会主义者“能够展现一种可以摆脱这些危险的有说服力的替代选择”，否则人民将没有进行变革的合理理由。“必须将公共服务的理念从公共垄断的理念中分离出来，而保留真正意义的公共服务，唯一的实现方式就是创造新型制度。” 关于这一主题，威廉斯在《现存的传播选择》中总结了这些观点，并且认为工党需要将媒体和传播系统的重建作为其正在推行的政治计划的核心部分。他的主张意味着可以通过评估社会主义体制的传播系统来弄清其本质，因为这是关键所在，也是真正的民主从口头走向实践的承诺。在威廉斯看来，一个拥有真正独立性和普通市民能合法进入的资金充足的公共系统，不仅对社会主义，而且对民主本身来说也是必要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系统，它在这一领域的生产方式由公众托管并出租给个人，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这种方式将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大众的、分权制的和民主的媒体系统。除非工党——乃至各地的左翼——将传播系统的重建作为头等大事，否则将认为传播问题无关紧要，并增加其最终失败的可能性。 新左翼和传播：20世纪60、70年代和现在 正如汤普森所说，新左翼从一开始就在很多方面明确关注文化和传播——主要在政治经济背景中考察。20世纪60年代曾经存在改革的历史性时刻，自那以后，改革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英国广播业开始朝美国体系的方向转变——重商主义和文化堕落)，威廉斯在《传播学》第二版中对《皮尔金顿报告》的评价清晰地呈现了这一事实。他写道：“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确定，我们将必须摆脱一种商业电视结构，尤其是摆脱它与我们已经集中的商业出版在所有权上的密切联系。”虽然因为《皮尔金顿报告》的一些建议的实施，英国广播公司(BBC)已经得到了第二个频道，但它已经在被迫模仿商业体系，“在盈利而非使用的基础上”与英国独立电视公司的独立电视台(ITV)争夺观众。他预测，如果再建另一个频道，“我们将丢失一代人的时间，没有任何机会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共体系”。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目标应当是“开始拆分独立电视台目前的商业结构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目前的集中化”，用一个技术和传播机构受公众掌控的体系来替代它，将其保持托管，并伴有“真正独立的电视节目公司——出租技术设备并对政策和内容负责”。 威廉斯在很多方面抓住了这一时期所有其他作者们的核心论点。在巴兰、斯威齐、法兰克福学派和米尔斯的批判中，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下文化机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提取了相关要素并将之发展为一种更宽泛、更有条理的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他将此作为一种途径，不是对欺骗大众感到绝望，而是相反，作为一个新的关键的政治战场，政治左翼可以在此恢复自身活力并创造一种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在这一工作进行的同时，哈贝马斯刚刚在德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今天，当阅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直到1989年才有英文版)时，我们会被其中的分析方式和论点所震撼，它们与巴兰、斯威齐、米利班德、尤其是威廉斯和米尔斯相互补充。 20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政治激进主义的全球性高涨，左翼的传播问题吸引了大量注意力。在全球的南方地区，新解放的国家组织起来，争取建立信息和传播新秩序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以调整几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所导致的传播网络和媒体控制上的全球不平衡。在全球政治中，传播首次被置于与经济同等的层次，甚至更高，但它仍被视为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 在英国，后来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核心人物之一的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于1972年针对媒体激进主义写了一篇声明，该声明直接汲取了马尔库塞和威廉斯的思想。“大众传媒显然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对这些媒体的控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关切”，他写道：“媒体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并非中立的，在‘漫长的革命’中，‘笔杆’实际上可能比‘剑’更有力量，因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将取决于哪一方掌控了‘笔杆’。”加纳姆认为，那个时代大部分“反文化”的媒体激进主义的问题就是，相信“伴随媒体激进主义的替代性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制度类型可以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以及更传统的社会形态内被建构起来”。威廉斯赞同这种担忧，他在1975年指出，商业系统已经成功地将“许多领域的替代性公众文化”纳入了自身的范畴。 1975年，威廉斯回顾了过去15年英国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的)传播，他发现了些许的希望——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反文化可能具有持续的进步价值。但他对此也有所怀疑。 替代性文化的理念虽然激进，但也有局限，它极易变成一种边缘文化，甚至最坏的情况，变成一个得到承认的游乐场。它无疑常常是不充分的，除非将它与有效地反对大多数人生存于其中的统治制度联系起来。 合作社的出现导致了传播和文化的产生，这尤其鼓舞了威廉斯，但在此，与权力阶层的直接政治对抗同样不可避免：“关键性的进步之一，即工人们或生产者或出资者的合作，在高额资本领域取决于一个改革性政府的积极支持，这将我们带回了斗争的核心场域之中。” 在美国，这种“替代性”媒体以社区剧场、特别是替代性的报纸和期刊的形式突飞猛进地发展，但同样出现了政策激进主义。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称它们的频道可供社区使用的努力未成功之前，非洲—美洲团体以及其他社区和市民权利组织参与了上百次针对向现有的商业广播和电视广播公司发放牌照的质疑。截至70年代中期，这种激进主义为大量新兴社区调频广播站和公共频道电视做出了贡献。这种激进主义验证了威廉斯和其他学者10年之前提出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及之后，伴随着左翼的崩溃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上述作者们有关的政治计划销声匿迹。正如加纳姆1978年所承认的，在激进的媒体改革的“需要”变得“更加急迫”的同时，这种改革的前景也更加渺茫。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缩小了它们目前的政治野心，并将其明确为学术任务，在少数大学中找到了立足点，这些大学既可以提供有力的批判，又维持着脆弱的制度。威廉斯认为，学术性媒体研究的出现“意义非凡”，然而他又补充道：“很讽刺的是，这一研究在整体状况急剧衰退的时期就该发展起来。”由于制度性改革，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看来似乎已不可能，许多关键的传播学研究随后背弃了结构性议题，这些议题在20世纪60年代曾是研究的核心。最极端的是，这一退化以后结构主义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和后殖民学派等各种学派为终结。在这种环境下，60年代政治经济和结构改革的传统很容易就被遗忘了，甚至一些与之相关的人也将其忘记了。 过去10年，随着全球性的企业媒体帝国和互联网的出现，激进的媒体改革在无数民族国家已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议题。改革的努力有时可能是非主流的，尤其当它们没有同公众运动以及能够提供远见和勇气的有组织的政治左翼结合在一起时。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代表了任何进步运动的前提——左翼现在如何开始前所未有地接受了结构性媒体改革和传播学议题。如果审视今天的拉丁美洲，就会发现没有其他地方比它更明显了，拉美的许多重要斗争都关注进步力量如何能使当选的左翼政府创造真正的独立的媒体系统，摆脱在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的资本主义集团的传统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力量坚决地使用其媒体力量维持自身的阶级特权，这些政府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的命运可能恰恰取决于上述结果。最近，在古巴的试验和辩论中，有人非正式地提起了有关创立一个“对公众而非对国家(或市场)负责”的公共媒体系统的理念，这或许与威廉斯采用的一般途径相似。 据说，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领先于它们的时代，我们仍未追赶上它们。因此，迄今为止，在争夺集权式资本主义下的文化机构的斗争中，威廉斯以及其他作者们的作品几乎全部输给了历史。今天，行动主义者们仍然能从这部有远见的著作中学到很多关于如何思考传播学的内容。例如，所有作者都了解新传播技术在未来几十年将产生的根本变化，但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些技术可以魔法般地独立解决基本的政治问题。如果说左翼对待传播政治曾经过于胆怯，那么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格言所说，是时候面对现实并忠于理想了。 本文原载美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13年7/8月号(总第65卷)，译文有删节。标签：米尔斯论文; 布莱希特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弗洛姆论文; 斯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