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萌[1]2011年在《从后殖民视角下的杂合理论探讨翻译》文中指出该文旨在运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的"杂合"概念,对翻译中长期存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杂合"理论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归化和异化之争,而且有利于弱势文化抵抗强势文化,有效抵御文化侵略,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魏光谱[2]2007年在《中国近期电影后殖民批评的可行性及限度》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意识形态上对文化霸权压迫的觉醒,后殖民理论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并随着第一、二世界和第叁世界觉醒后知识分子的纷纷加入,使得后殖民理论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反思”和“弱势抗争”的性质,它的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契合了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抗争心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度成为国内学术界译介和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对这个全新的理论投入了极大热情并由此也引发诸多争论,毫无疑问,这样的热情与争论也波及到了当代电影理论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理论逐渐进入国内电影理论的批评视野和实践中,并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引入了传统电影理论批评所无法顾及的政治维度,为揭示权力结构关系和中外影像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理论批评的可能,“后殖民主义”作为理论的武器、批判的武器,所指之处,剑锋咄咄。但是,后殖民理论作为理论武器,作为第叁世界国家及有殖民历史国家对强势国家文化入侵的话语抗衡武器,随着对后殖民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国内学者对中国历史、现实在全球化思维上的再认识,产生诸如:如何理解接受、评价运用和延续发展“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以及以传统对后殖民理论的理解作为参照,对不断发展中的中国电影进行批评是否全面、刻板,将一切电影活动的交往和交流都视为文化霸权和反抗霸权的斗争,是否逾越了后殖民理论批评的理性限度,等等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探讨“中国近期电影后殖民理论批评的‘可行性’及‘限度’”的必要。笔者分为五部分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一章:“批判的武器,后殖民理论的再读”。是对后殖民理论作为批判武器的基本介绍,包括后殖民理论探源,后殖民理论概观,基于萨义德回忆录的东方主义再认识,及后殖民理论在世界范围传播中所遭遇的种种质疑和疑问;第二章:“武器的批判,后殖民理论的进程、悖论及运用”。回顾后殖民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以及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质疑、中国本土批评实践上的理论运用,综述了百年六代电影特点的基础上,列举前人研究成果,综述后殖民理论对中国近期电影理论的定位和总体认识,突出论述诸多批评和争论的交织点,即中国电影的“中国性”和“认同性”论点,结尾引出以后殖民理论分析中国电影的可行性和限度问题;第叁章:“中国近期电影后殖民批评的武器力量,”本章观点基于前两部分的论述提出的,并在解读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电影的文化语境基础上,分析了后殖民理论研究与张艺谋、贾樟柯电影研究互通性,分析了其电影中后殖民理论批评的可行性及启发价值所在;第四章:“中国近期电影后殖民批评的武器双仞”,在分析后殖民理论局限性、本土悖论、理论价值肯定的基础上,提出后殖民理论批评在中国电影批评运用的限度问题和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以及尊重导演的艺术探索活动;结语:后殖民理论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刺激了并还将继续刺激着全球的理论思考,我们必须对后殖民理论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认识,把握其时效性和理论空间性,不可以片面和过激的方式对待理论和进行理论的批评实践,还艺术本来面目,尊重艺术本来的探索过程及不同文化艺术交流的必要性,以期达到理论对中国电影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目的。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介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方式,是我们了解世界,同样也是世界了解我们的重要方式,是我们学会“比较”后又一个看世界的视角。面对世界大荧幕、全球大剧场,我们如何给国人和世界各民族人民上演中华民族优秀剧目、展现华夏现代风采、彰显中国大陆电影的人文关怀和艺术价值。怎样寻找中国电影文化、资本的出路,是个严肃而迫切的问题。笔者之所以作为一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生,以后殖民理论为平台关注中国大陆近期电影问题,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江玉琴[3]2018年在《论后殖民生态批评——后殖民批评困境突围与生态策略》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讨论聚焦在其起源、概念和构建原则的梳理上,忽视了其中后殖民理论转向生态批评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趋势。后殖民批评的生态转向既反映了21世纪后殖民批评的发展困境与现状,也是由后殖民批评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性所决定的。后殖民批评的生态转向标志为叁个方面:后殖民理论关键词条中对生态环境术语的引介、后殖民理论中对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强调以及后殖民环境建构。后殖民批评的生态策略,在于提出了全球主义话语下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对话,更强调了以历史视角重新审视全球环境问题,理解环境政治与环境正义,同时以人类环境整体视角审视后殖民文学地方意识。
兰希秀[4]2003年在《后殖民理论探讨》文中认为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后殖民理论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其派别众多，理论复杂，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后殖民理论的意义所在并非易事。本文试图对后殖民理论进行再阐释并对它在中国的遭遇作出反思。 全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引论。该部分是对后殖民理论的概说。 第二部分：后殖民理论的背景和主要观点。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从全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大动荡的年代。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后殖民理论具有了历史发生的必然性。然后，本文对后殖民理论的主要观点——东方主义进行了阐释，指出了它的含义、理论来源以及它的局限性。 第叁部分：后殖民理论辨析。后殖民理论博众家之长，采多家精华，这使它显得比较混杂。该部分首先对后殖民之“后”作了简要研讨，认为“后”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意义上来说，它既是一种断裂又是一种延续。接着，主要是通过与后殖民有紧密联系的叁个概念——后现代、反殖民和新殖民的比较得出，后殖民理论具有对抗性、意识形态性、变通性以及两面性等特点。 第四部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以及文化上“启蒙者”身份的丧失，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新的主体身份。后殖民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领域。在90年代初，由于对后殖民理论的误读，部分知识分子祭起“中华性”和“本土化”的大旗，以此来反抗西方中心论。90年代中后期，学界进入对后殖民理论的反思时期，寻求中西对话的契机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心中所向。 第五部分：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前景。随着人们对文化霸权压迫的觉醒，后殖民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二世界和第叁世界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后殖民理论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殖民性质，同时也使它的理论发展空间变得无限广阔。
唐艳芳[5]2009年在《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赛珍珠是世界上首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首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但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焦点基本局限于她作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成就与贡献，而她耗时近5年完成的《水浒传》英译本则不是被忽略就是受到“不懂”、“歪曲”之类的简单批评，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系统的高层次研究，成为赛珍珠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鉴于此，本文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及历史研究与汉英对比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与方法，对赛珍珠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性、其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以及她的翻译策略的文化、伦理和当下意义等作一全面的探索与研究，试图将一个完整、真实的译者赛珍珠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并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理论视角与启示。全文内容分五章展开。第一章为引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基础、目的与内容、方法、范畴以及全文框架等。第二章研究综述主要解决研究基础的问题，内容包括：(1)赛珍珠研究回顾。指出赛珍珠在中美两国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尽管不乏争议，但以肯定为基调；194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影响下受到双方的排斥和冷落；1980年代末以降的“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与这种大起大落情形形成对照的是赛译水浒研究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前两个阶段，基本无人开展翻译角度的专门研究；至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局面虽有所改观，但研究数量及影响相对仍严重不足，研究基调以负面评价为主，而且研究方法存在较大问题。(2)近年赛译水浒研究述评。承接前一部分关于赛珍珠翻译研究的讨论，指出近年来赛译水浒研究中存在着立论基础流于道德评判、论证方法以偏概全、理论视阈和文本研究匮乏等问题，并提出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和拓展理论视阈、加强文本研究等解决方法。(3)后殖民理论概述。对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后殖民理论统一于对差异的关注与尊重、对主体权力与身份的关怀以及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倾向；后殖民翻译理论则致力于颠覆传统翻译观的霸权预设和倡导平等对话、揭露并批判翻译与殖民化之间的“共谋”关系、以及对译者主体行为的本体关怀。并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分别作了探讨，指出赛珍珠翻译研究至少在理论论域、译者身份以及差异性翻译策略等叁个方面适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第叁章对赛珍珠的翻译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论述由两部分构成：(1)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探讨。首先阐述译者主体性的定义及内涵，指出译者主体性既有能动的一面也有受动的一面，而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片面夸大主体能动性、不加甄别地提倡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创造性叛逆”等问题，本质上并未脱离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理路；其次对神权和形而上学支配下的译者主体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西方翻译的宗教渊源使得“忠实”成为两千多年来翻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翻译和译者也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工具”的烙印，处于受压制的边缘地位，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长期影响则使翻译及翻译研究长期困陷于对绝对“意义”的追求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争之中停步不前，译者主体从未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领域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拒斥，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权威的颠覆，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译者主体性与后殖民理论的权力和差异诉求联系起来，通过译者的“抵抗”、“在场”或“可见”，使其成为文化干预的重要力量，并引入主体间性概念，避免片面张扬主体性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和唯我论倾向，从而在提升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完成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2)赛译水浒的译者主体性分析。赛珍珠的文化身份超越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或种族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美国人”或“中国人”、“白人”或“黄种人”，而应看到其身份的杂糅性，亦即“文化混血儿”特征；这一身份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使她常常处于身份焦虑与矛盾之中，对她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选择《水浒传》，既是出于对原着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个人喜爱与推崇，但也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考虑，而且在不同时期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和不一致；她的翻译策略总体上以原文为取向(异化)，但译本中却又不乏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甚至还有少数归化表述，等等，都与她文化身份的杂糅特征不无关联。除此以外，本节还以事实和史料为依据，对赛珍珠在原作版本选择、书名翻译以及文本操控等方面的主体行为的真实面貌进行了探索，揭示了译者主体动机及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指出赛珍珠作为译者的价值在于：她在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自觉选择了一个“东学西渐”的翻译立场；在一个要求译者“隐身”的时代却选择了一个反抗强势文化的、“在场”的角色定位。第四章重点揭示赛珍珠差异性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首先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指出“和而不同”精神的核心本质，以及此种文化差异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即对异质话语的重视和对陌生化翻译策略的标举。其次，通过深入的文本调查，证明赛珍珠的陌生化翻译策略贯穿了词语、句法和篇章话语等叁个维度，其中词语层面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字面对译、固定词语的“拆解”、词序及搭配的移植、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等，文化上则表现为原文时间语汇、姓名及称谓语、詈辞、用典及其他文化语汇等的直译，但无论语言还是文化，其中均有少量归化的译例；句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并列句式、句内顺序、主体变换以及句子节奏等句法特征的保留和移植；篇章话语层面则表现为原文说书体风格和人物话语形式(直接引语)的保留。最后对赛珍珠翻译策略的文化价值、翻译伦理意义以及对当前汉外翻译的启示等进行了探讨，指出她的差异性翻译策略是对中国小说价值的肯定与弘扬，对于全球化时代和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她的这种超越了时代、种族及地缘政治等局限的、对差异的尊重态度，既为当代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树立了榜样，也为当代译者树立了一座翻译伦理的丰碑；而在我国推动汉语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背景下，她的翻译实践也在翻译的必要性、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为汉语的国际推广战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五章为结语，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及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后续研究设想。
姜飞[6]2003年在《在解构中建构》文中提出以一种集束见解形式出现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中国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张京媛发表于《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的文章“彼与此”，对萨义德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作了比较细致的介绍；到陆建德在《环球时报》(京)2003年2月7日第19版为萨义德的新书《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写作书评：“知识分子为弱者说话——萨义德呼吁知识分子要代表受迫害者的权利”。中间的13年时间，是后殖民批评理论翻译引进、争论思考最热烈的13年。学术书籍、杂志以及国内平面媒体一起，形成一种人人争说后殖民的局面。 从这些广泛的评说中沉淀下来，除了对一种新式西方话语的理论回应外，需要我们对其理论意义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定位。我们发现，当人们的理性思维习惯性地从20世纪一系列闪光的思想中穿行过来，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似乎就在那串珠链的尽头。这一系列思想对人类如何为现在的人类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多种思考。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就在于，她跳出了同质文化内部的互动研究而将视野扩展到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对这样关系的研究中深刻地把握了几百年来发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间的另类脉络——某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霸权(或暴虐或温柔，但总之是霸权)实施细则和机制，为我们认识人之为人、文化之为现在的文化、世界之为现在的世界打开了从目前来看非常独到和有说服力的窗口。作为批评界的世界名人，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其《东方学》(Orientalism)中，从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也包括殖民者自己)的精神刻痕的揭示和抨击入手，全面检讨人类精神的受压抑状态，试图在对殖民主义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面的批判中祛除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人性中的一切毒瘴，淤积在人类文化内核、文化本真中的一切非自由状态的诱因，在解构掉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之外的的人类多重压抑状况的前提下，为:20世纪以后的人类文化发展提供某种新的起点:一种新的建构。 从现实意义来看。诚如罗钢和刘象愚在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一书“前言”中所说，“尽管后殖民主义仍然属于西方思想界内部的一种派别，但与我们过去接触的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却有一点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国家与第叁世界的文化关系，是超越西方的，与第叁世界国家，尤其是第叁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假如说我们对前一时期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还能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隔岸观火的态度，那么，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占领，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经验的民族来说，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理论上解构和建构、现实中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打造了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重要地位。中国与“后殖民”理论并非“拉郎配”。中国不仅有后殖民现象，而且有后殖民批评，最主要的，有中国自己的关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思考。但这些思考从目前来看有诸多的不足。归纳起来，中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研究中的不足有以下叁点。 第一，术语混乱且各取所需—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理解还处于初级，对后殖民批评理论中涉及到的很多术语含义以及适用范围上不清晰，而且由此造成很多的误读，从而使后殖民理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到极大的局限甚至走向反面。理论自身成了战场，理论沦为学术策略，学术话语变成政治话语，有被排挤出局危险; 第二，屋下架屋且圈内割据—后殖民理论本就是一个总成性的理论，但缺乏整和，用西方的各种理论注解后殖民，造成后殖民理论支离破碎或者枝端肥大; 第叁，批评过多而乏理论建树—从内容上，对国内后殖民理论的运用主要截取其只言片语进行简单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以及文化新殖民主义的争论，众声喧哗，虚拟繁荣，造成对世纪之交的后殖民理论其浓厚的人文思想和终极意义的开掘欠缺:缺乏系统理论支撑的批评是苍白的和危险的，大大弱化甚至偏离了作为一种深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针对性和终极意义.2在解构中建构一一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视点研究 简言之，东方学家的“指鹿为马”(“东方”不是东方)与“刻舟求剑”，西方后殖民理论家的“隔山打牛”(解构主义)、“指桑骂槐”与国内后殖民理论家的“缘木求鱼’，、简单化的“拿来主义”、“海市屋楼”以及“画地为牢”共同构成了当前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国内和国外现状。简言之，当前国内和国外后殖民理论的研究，都有待于深化。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研究呼唤‘混元一体’的思考，需要一种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基于此，笔者选取了后殖民批评理论作为研究目标，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力来从第叁世界和被殖民者的角度发出中国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声音。 但这样的发声又何其难也。在演唱艺术中，美声、通俗和民族唱法都有其独特的发声方法。也正因其独特才形成了演唱舞台的异彩纷呈。在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注中发现，?
苏晖, 王珊[7]2010年在《后殖民理论之争与批评实践——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综述》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后殖民理论被引入我国以来,不同视角、立场和侧重点的研究与评述不胜枚举,但很少有涵盖各方面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章出现。本文试图以我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探讨和作家作品研究为对象,侧重于总结各个领域的最新理论、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及论争,力图勾勒出我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研究的演变轨迹,以提供一份可总体概览我国后殖民主义批评学术成果,且方便查阅和研究的资料报告。
张锷[8]2011年在《Homi Bhabha后殖民理论阐释及其对翻译研究启示的案例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是对Homi Bhabha(以下简称HB)后殖民批评理论的一个阐释尝试,并探讨了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对(后)殖民翻译研究可能带来的启示,最后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洪深对王尔德的喜剧Lady Windermere's Fan的改译剧本《少奶奶的扇子》,以此证明HB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以往中国学者对HB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有大量引用,但研究不够,而阐释则常常几乎与原文一样晦涩。本文的贡献在于它的阐释：论文通过对鲁迅等中国二十世纪初(半)殖民语境中的重要文化人物的相关思想的讨论与引述,对无比晦涩的HB的论点进行了阐释,一方面让我们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重新认识了鲁迅等重要人物的思想,另一方面让,中国读者在中国的语境中深入地理解HB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后殖民批评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的研究,以往的学者没有从HB的角度出发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文也是一个先行性的尝试。本论文最后的案例研究也是第一个从后殖民批评角度对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这个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所做的研究。论文由叁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HB后殖民理论的阐释。HB的后殖民理论不同于其他后殖民批评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理论不是从反殖民主义出发,而是从殖民文化研究出发,不是从殖民压迫与对抗的大叙事出发,而是从微观的殖民文化过程的小叙事出发,不沉溺于道德批判,而是强调客观研究,不是从民族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强调文化间的争持与协商而不是对抗。这种研究的结论是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但这种立场并不是他的后殖民理论的全部,因为他强调如果从反殖民的立场出发,又以反殖民立场为终点,那么这种政治化的研究恰恰使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力量和意义。而他效忠于理论的研究态度才是走近真理的更好的出发点,才能保证自己的理论的实践力量。HB与所有后殖民研究者不同,他的后殖民主体概念中包括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强调了殖民关系的异化本质对殖民地上的所有人——并进而对殖民宗主国——能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决定了殖民统治的最终瓦解。HB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对殖民话语的定型化的解剖。萨义德对殖民话语的形成及其功能的研究是后殖民研究的最大成果,影响深远。但HB对这个大叙事进行了拆解,他从拉康的心理理论出发,发现了殖民定型化话语构建过程的双面性及其功能的双面性,认为殖民定型化话语包含了一定的建设性。在对殖民文化过程的分析中,HB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新概念,包括矛盾心态、殖民仿制、文化争持、糅杂性等等,被广泛接受。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HB的后殖民理论对后殖民翻译研究带来的启示。以往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满足于殖民与抵抗的二元模式,遮蔽了(后)殖民翻译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鉴于这种情况,相关研究要从大叙事转向小叙事,以小叙事来补充(替代)大叙事。另外,在殖民翻译的殖民后果以外要看到殖民翻译的诸多建设性。翻译刺激个人与文化的精神成长,翻译改变人的认知图式,翻译帮助建设文化的公共空间。翻译不是文化权力不平等的罪魁祸首,翻译的殖民化效果只是文化权力不平等的结果。翻译建立起了文化因缘,而这种因缘是改变文化权力不平等的可能起点。论文第叁部分借由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殖民租界上的洪深对来自殖民帝国英国的王尔德的一部喜剧的改译作品《少奶奶的扇子》的研究,探讨了译者洪深作为殖民主体的糅杂性,分析了这部改译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对于崇新求变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上海而言,作品的新异性以及译者的存异与求异策略是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另外一方面,这部作品与中国观众的情感结构、果报思维的契合,重要道具“扇子”在中国的特殊符号价值,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洪深的改译中出现了大量的变异,对有些文化因素表现为抵抗,因此改译的结果是一个中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糅杂体。这个案例研究的理论框架是HB的后殖民理论,同时它也是对HB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间接阐释。
生安锋[9]2004年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后殖民主义是世纪之交学术研究中最受人关注、扩展最迅速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流派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盛，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对(欧美经典)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牛津大学文学批评家杨用基督教中指称圣父、圣子、圣灵的“圣叁一”来指代叁位来自亚洲、客居英美的后殖民理论主要创始人和代表性阐发者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喻叁人虽然理论“位格”不同，皆独立支撑起一片清理后殖民残局的天空，但基本宗旨颇为一致，都意在解构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传统经典之神话、消解西方(欧美)中心论及其二元对立、揭穿西方现代性的进步性和普世性面具、重建底层民众和“少数族”的主体性并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1990年出版由巴巴主编的《民族与叙事》；1993年出版个人论文集《文化的定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然也包括激烈的批评；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从事文化研究、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研究和后殖民批评的学者专家提供了广阔的讨论空间，甚至直接的理论工具。但在中国，人们对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的关注与了解似乎更多一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曾经成为学界的口头禅，研究萨义德的大部头专着也赫然列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斯皮瓦克的各种读本和有关她的评论集也可以在书店里找到。相比之下，人们对巴巴的关注似乎太少了。对巴巴的文集专着没有整本翻译，不过是翻译了几篇文章；对巴巴的理论只有零散的介绍和述评，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是学界引以为憾的事，也是笔者选择本研究课题的主要动因。本文在第一至叁章先从宏观上勾勒了发展并兴盛于西方学界的后殖民理论的背景状况、探析了与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如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第叁世界、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等，试图在对照中彰显后殖民主义的内涵，加深对它的理解；并简要地回顾了巴巴的生平、教育及对他的理论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法农)和思想(如精神分析理论)等，意在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巴巴思想的渊源和成长脉络。第四到十一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详细探讨了巴巴的重要后殖民理论和批评实践，述评了巴巴的民族叙事观和文化定位观，对巴巴的主要理论概念如矛盾状态、模拟、混杂性、少数族化、世界主义、第叁空间、文化翻译等，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阐释。第十和十一章主要讨论了巴巴理论及其阐释方式、阐释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语言的、方法论的、论证逻辑的、概念的，以及对文本的后现代沉迷和对严酷现实的忽视等。最后一章是结语，主要结合巴巴等的后殖民理论与批评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了后殖民主义如何能够更充分发挥其文学、文化的批评功能，走出目前所面临困境的可能出路，以及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流变与种种问题。本文试图将巴巴的理论建树置放在后殖民研究全球蔓延、文化研究扩张的大背景下，评析了他对世界后殖民理论研究、批评与发展的主要贡献，试图为观察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内的传播与运用，为结合实际、深入探讨蔓延全球的后殖民余续--一种殖民主义“后遗症”、为文化研究提供一种中国的边缘视角。巴巴正值盛年，处于学术活动的高峰期，马上即有两部关于“本土世界主义”、少数族化理论、全球主义和公民权的着作要出版。他正在世界文学与文化学术批评与理论论坛上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
吕培源[10]2013年在《接受与反抗：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阿契贝》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许多非洲国家都取得了政治独立,经济上也取得了发展,但是这些被西方强势话语排斥为弱势话语的“他者”,强烈渴望能够摆脱西方以文化优势对世界进行潜在支配,希望以平等的地位和西方进行对话,由此,非洲的后殖民理论就诞生了。钦努阿·阿契贝的创作从尼日利亚解放前一直写到现在,他以虔诚的爱国热情、恳切深沉的文笔,为我们描述了尼日利亚反抗殖民侵略的种种实践。他是后殖民理论的先驱,是后殖民文学的拓荒者。在政治和文化对话的要求之下,把阿契贝的小说文本放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之中去解释,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采用后殖民理论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社会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共同探索阿契贝对后殖民的理论贡献,剖析小说中的反殖方式,了解他的创作思想,以期还原-个真实全面的阿契贝。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由导论、正文叁章和结语组成。导论,概述阿契贝的生平和创作,介绍他的五部长篇小说内容梗概。综合论述国内外阿契贝研究现状,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梳理本文采用的后殖民理论重要理论家的观点,及论文的创新之处。正文由叁章组成。第一部分,以《瓦解》和《神箭》为蓝本,探讨阿契贝早期以民族主义反抗殖民主义的创作实践。采用萨义德的《东方学》、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的《逆写帝国》中的民族主义、逆写帝国策略,分析阿契贝的小说。阿契贝想用叙事的方式,挽回非洲人的尊严,唤醒族人的反抗意识。结果现实证明把本土主义作为反抗殖民侵略的唯一方式,是行不通的。第二部分,以《再也不得安宁》中留学英国的伊博族青年奥比(他也是《瓦解》中奥贡喀沃的孙子)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东西文化融合下,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反抗殖民、拯救国家的实践方式。论文采用霍米·巴巴的杂交和融合理论,分析奥比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对自我身份的追寻。白人执政,西方的教育同化了非洲人的思想,用西方的武器来反抗西方,总显得有些乏力。第叁部分,从政治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公仆》和《荒原蚁丘》这两部小说。论文首先采用霍米·巴巴的模拟理论,分析非洲政治对西方的复制,政治现代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接着再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探讨现代化背景下西方社会“他者”(东方社会)的“他者”(相对于男权制)——非洲女性的生存现状,探索阿契贝的女性主义观念。最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阿契贝从这里看到了曙光,改变人性和团结大众是阿契贝找到的新出路。结语梳理阿契贝后殖民文学创作的意义,特别是分析了其后殖民理论思想对后来理论家的影响,肯定了他反殖民方式探索的积极意义。阿契贝的创作是成功的,其写作增加了后殖民文学内涵,拓宽了后殖民文学的研究方向,其实践经验鞭挞了殖民统治,提醒了全世界前殖民地国家警惕后殖民时期殖民文化侵略的隐蔽性与腐蚀性,其文化抵抗和精神斗争的策略也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 从后殖民视角下的杂合理论探讨翻译[J]. 赵萌. 海外英语. 2011
[2]. 中国近期电影后殖民批评的可行性及限度[D]. 魏光谱.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3]. 论后殖民生态批评——后殖民批评困境突围与生态策略[J]. 江玉琴. 鄱阳湖学刊. 2018
[4]. 后殖民理论探讨[D]. 兰希秀.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5].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D]. 唐艳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在解构中建构[D]. 姜飞. 四川大学. 2003
[7]. 后殖民理论之争与批评实践——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综述[C]. 苏晖, 王珊. 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2010
[8]. Homi Bhabha后殖民理论阐释及其对翻译研究启示的案例研究[D]. 张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9].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 生安锋.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10]. 接受与反抗：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阿契贝[D]. 吕培源. 郑州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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