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纳兰性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特殊的文学题材。《说文》：“悼，惧也。陈楚谓惧曰悼，从心急声。”《方言》：“悼，伤也。秦谓之悼。《广雅释诂》：“悼，哀也。”依以上字书的解释，悼亡二字应是对亡者哀痛之意，但自西晋潘岳首先以悼亡为题，作“悼亡诗”三首，发抒对亡妻的忆恋与伤逝，悼亡之作乃专指“亡妻”这一特定的主题。
以悼亡为主题的作品，其实最早可追溯到诗经《邶风·绿衣》，此诗以绿衣起兴，重复强调睹物思人之悲，全诗通过对亡妻亲手缝制的绿衣内外、上下、颜色各方面的描写，琐细地写出作者对衣服的熟稔与珍惜，也益见其形损神伤的悲痛。此诗对后代同类题材的诗歌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就曾提到六、七岁时读此诗，曾感动得“怅然欲泣”。
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是最早将悼亡二字合用，并著称于世的诗歌。在六朝以生命迁逝为主的伤感思潮中，其无疑是时代氛围下的产物。这三首诗以时间的推移为经，对亡者的记忆为纬，交织出死生茫茫的悲情。潘岳之后，沈约、薛德亦有名之悼亡的诗作，江淹则有与潘岳写法相同的悼室人十首。
唐宋以后，悼亡之作益多。元稹“情真意切”的遣悲怀三首，从“俸钱过十万”的今日，追忆“野菜充饥”；“落叶添薪”的贫贱生活，反复抒发死别之恨，怅然绝望之余，“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实是此类作品的绝唱。此外李商隐、赵嘏、梅尧臣、陆游亦有悼亡之作名世。其俨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独特的文学题材。就其性质而言，或可视为爱情诗的另一形态。
爱情这一题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惯以言志与载道为诗文批评标准的士大夫眼中，是耻于以房帏之情为念，即使咏及男女之情，也必以香草美人写君臣大义为最高境界。而悼亡诗却得以借着伤逝的特殊题材，表达丈夫对亡妻真切而深挚的情感，这在中国诗歌中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即使眷情弥笃者，亦绝少形诸文字。
悼亡之作出现于词中，最早的当是李煜的《谢新恩》，词这一文学体裁，原只是“绮筵公子”为“绣幌佳人”〔1〕所写的香艳歌辞， 其内容以叙写美女与伤春怨别的男女爱情为主。换句话说，词在初起时，即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色，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此外，词由于字句的参差错落与词调的丰富性，因而比体制整齐的诗体更能发挥抒情的特长，所以用词体来抒写悼亡之作，在体式上，往往比古诗律绝等诗体，更见回肠荡气。
以苏轼的《江城子》为例，其词三、四、五、七言交错，通过形式上的长短变化，把游移于梦境和现实间的迷离与对亡妻深切的怀念，做了不露痕迹的结合，其和贺铸的《半死桐》是词史上无论艺术表现和思想性都相当突出的悼亡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词虽有利于悼亡题材的创作，但自唐末五代到北宋，悼亡词的创作却明显不如诗体，这一点或可由词体本身的特质言之，从词史上来看，唐末五代到北宋是词体由形成到成熟的时期，也是词体由歌辞之词逐渐诗化的时期。词这一文学体式在初起时原只是配合当时流行乐曲所演唱的歌辞，即使后来文人投入写作，仍受到歌辞之词的背景影响，内容多是叙写歌女的容貌、才艺或词人与歌女间欢聚、爱幕、伤离怨别之情，以此体式来写作五伦中的夫妇之情，或有不妥，所以《花间集》中，只见韦庄悼亡姬，而未有悼亡词。李煜是第一个把诗体中的悼亡题材带入词体创作的作者，这实是词史上的一个创举，因为悼亡主题在他之前是属于诗的范畴，李煜将其带入词中是有意识地扩大词的题材，虽未对当时花间派笼罩的词坛发生影响，但却对北宋中期的苏轼有所启发。苏轼在词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命题是以诗为词，悼亡词的写作更突显他这一创作上的特点，而且他只写悼亡词却没有悼亡诗，这一点或可看出在苏轼的意识中对于悼亡主题的作品，词体比诗体拥有更有利的创作条件。
苏轼之后，悼亡词的创作亦不少，但受到先天条件的限制，悼亡词仍难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因为悼亡词乃专以伤悼亡妻为主题，这一特殊的生命情境并非人人皆有，故对其创作上有所限制，而且即使面临此一情境者亦只有一、二首的零星创作量。词这一领域中能对悼亡这一主题投注心力，大量创作的首推纳兰性德，他是目前词史上公认在悼亡题材作品中，表现最卓越的一家。
在正式进入纳兰性德的悼亡词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对词人的创作理念有所了解。纳兰性德的词学见解主要见于他的七古（填词）：
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讬。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芒唏心事杜陵知，只今惟赏杜陵诗。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参差句读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
这种说法正和清初词坛及政府尊词的声浪相应，如《御制选历代诗余序》：
诗余之作，盖自昔乐府之余音，而后人之审音选调，所由以源起也。
又如汪森的《词综序》：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不同以上二者对词体的溯源，纳兰性德进一步指出，词是诗亡后所继起的文学样式，其和诗一样都是以比兴为指归，一样适合抒写忧患之情，暂且不论纳兰性德所谓诗亡词乃盛的主张是否合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但他把词看成是诗的继承者，认为其同样以比兴为依归的主张，对于词体地位的提升，确实有其积极意义。
纳兰性德这种尊词的主张反应在他的词体创作上，我们可以发现他是把词体当成抒情言志的工具，也就是说在他的理念中，诗词原有一体，因而许多被认为原来应该属于诗的范畴的题材如悼亡词、边塞词等，他都投注心力大量创作。
二
顾贞观尝言：“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这段话确实把握了纳兰词主要的艺术特点，对于其词这种凄婉哀感的风格，历来的词评家多有所注意，如陈维崧以为其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谭献评他的小令：“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目前学界对于纳兰性德的词风并无太大争论，但对于促成这种词风的原因，却众说纷纭。
叶嘉莹先生以为这是一种“父子、君臣、家人、仕宦中的难言之恩怨。”余育民先生则归纳出“漂泊天涯、行役之苦”、“怀念亡妻、伤悼之苦”、“英雄壮志、未酬之苦”三个导因，周涛先生则以为“政治背景的无情”、“现实生活的冷酷”正是他的词风形成的原因；乔玲希先生则把其归结为“人生悲剧的审美体验”、“不愿同流合污的崇高个性”。综合上述论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观察角度。一是从历史及政治背景的切入，探讨他的家世、行役、仕宦对其造成的影响，一是由个人的性格言之，一是就其家庭因素探讨，如与父明珠间的矛盾、爱妻卢氏的早逝。其中卢氏早逝这个观点，似乎是目前纳兰词研究中，得到较多支持的说法。
卢氏早逝之说所以会被广为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饮水词》集中那些为数甚多的悼亡词。张仁政就曾说：“先生弱冠时，已赋悼亡，缱绻哀感之作，居词集之半，声泪俱随，令人不忍卒读。”本节则试着通过这些悼亡词，观察其对纳兰性德之创作有何意义。
纳兰词目前通行的版本有四，康熙三十年张纯修刊本饮水诗词集，万松山房饮水词集，奥雅堂严书饮水词集，榆园严刊本纳兰词，其中榆园严刊本收录最备，故本文以其为主，共得性德词作三百四十二首，在这三百四十二首词作中，题目明标“悼亡”的有六阕，分别是《青衫湿（悼亡）》、《鹧鸪天（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南乡子（为亡妇题照）》、《沁园春》并序、《金镂曲（亡妇忌日有感）》、《青衫湿遍（悼亡）》。
此外，虽未标题而词情实是追忆亡妇、忆恋旧情的，有二十六阕，试将其词牌名及关键句列表于后：
从上列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悼亡之作在纳兰性德创作的总体比重中，几乎占了十分之一，回顾词史，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这样大量创作悼亡词。就其创作时间而言，从妻亡后半月内声泪俱随所写的“判把长眼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桨”到六、七年后出使塞外的“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词人的伤痛未曾稍减。所以不论从其悼亡词的数量或作者伤逝时间的延伸观之，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样一桩事件，对词人心灵世界的重创。
关于纳兰性德的原配卢氏，最早的研究资料见于张任政的《纳兰性德年谱》中，康熙十六年丁巳，先生23岁所言的：“先生是年，已赋悼亡，惟无从考得确实年月……仅得知23岁时，已赋悼亡，正未必即是年耳，几年恩爱一句，可知其与前妻卢氏夫妇时间，必在二、三年以上。”张先生写作之时，限于资料对卢氏死期未做判断，但已明确指出纳兰性德至迟在二十三岁已遭丧妻之痛。这一推论在文革时出土的（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中得到证实，由纳兰性德的同年叶舒崇所撰的此文，通篇骈丽，并无具体事件，但因是目前所见关于卢氏最直接的资料，故摘其要于后：
夫人卢氏，奉天人，其先永平人。……父兴祖，总督两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夫人生而婉娈，性本端庄，贞气天情，恭容礼典……年十八，归余同年成德，姓纳腊，字容若。……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卒，春秋二十有一。生一子海亮，容若身居华阀，达类前修，青眼难期，红尘寡合，夫人境非挽鹿，自契同心……于其殁也，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
由上述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对卢氏有一个基本认识。（一）卢氏是曾任两广总督的汉军旗人卢兴祖的女儿，籍贯奉天，祖籍永平。（二）卢氏年18归性德，21岁死于难产，有一子名海亮。（三）卢氏与性德感情甚笃，所以叶舒崇有“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之语。
在纳兰性德的词作中，也有不少与卢氏两情缱绻的作品，写来异常的温柔旖旎如《浣溪沙》
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
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相看好处却无言。
这阕词写作的时间应在纳兰性德和卢氏新婚时，那年性德20岁，卢氏18，少年夫妻，恩爱异常，通过有情的眼光望去，卢氏在词人心中，是如柳枝般吹花嚼蕊的谪仙，日月拨弄的是以绿冰蚕丝为弦的琵琶。他们经常“芍药栏边携素手，暖语浓于酒”、“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外，同倚斜阳”、“巡檐笑罢共捻梅枝”，他渴望能与爱妻“一生一代一双人”，但现实却是“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这样一个转折点，让词人的心境剧变，从仕途、婚姻两得意的春风少年到“有髻未全僧”、“断肠声里忆平生”的“人间惆怅客”，他开始愁怨世间“尽教残福折书生”，开始觉得“人间无味”。
而这一心理转折，反映在词中，让他的词风陡然一转。纳兰性德早期的词作是以活泼灵巧取胜，如《减字木兰花》的“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髻心只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栏叩玉钗”把那少女欲语还羞的娇态做了相当生动的描写。此期的词作虽亦有透露悲凉者，如康熙十二年，性德19岁时的词作《摸鱼儿》（送别德清蔡夫子），康熙十五年的《虞美人》（峰高独石当头起），《采桑子》（居庸关），《清平乐》（弹琴峡题壁），《瑞鹊仙》（马齿加长矣），及赠贞观的《金镂曲》，此时期性德的冲击大半来自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如“须信道，诸公衮衮皆虚掷”、“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不过他虽然愁感，却未曾绝望，“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仍见风发意气，但自妻亡后，他的词风才真正转入凄咽。悼亡之作故因触及生死离别之情，写来一字一泪，语语凄怆，所以词中处处可见“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泪咽更无声，止向从前悔薄情”的断肠语，我们可把悼亡词看成纳兰性德与死亡这一情境的接触。多愁多病似乎是他在多情之外的另一个特质，纳兰性德19岁时会试中试，却因病未赴殿试，可知他的身体并不好，又如他在词集中屡次提到“多愁多病心情恶”、“多情自古原多病”，这种特点严重地影响词人的性情与人生态度，也因此在面对死亡，面对生命结束时，他的痛楚始终无法化解，这其中除了对亡妻的伤逝外，死亡似乎还引发他对世间万物终将消逝的悲愁，因而自悼亡之作始，他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开始有了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纳兰性德笔下的美好事物经常被摧残、毁损，如“又是梨花欲谢”、“梨花零落”、“平原草枯”、“绿萼推残”、“凤髻抛却秋草生”、“星榆落尽秋将老”、“一阵槐花落”、“锦样年华逐水流”、“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江梅瘦损”、“风倒瓶梅”，这种以悲愁之眼观物，而使所见皆愁的特殊观察角度，不单仅见于悼亡词中，因为他即使摹写客观的物象，亦处处透露伤感悲愁，如《眼儿媚·咏梅》：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莫近东墙。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烛和月，疏影横春。又如《临江仙·寒柳》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由此可知这种悲剧性的氛围，是笼罩著后期的纳兰词，而非常限于悼亡词作。
三
我们在第一节中曾提到悼亡之作，是专指亡妻这一特定的主题，在性质上应可视为爱情诗的另一题材，也就是说悼亡之作同时触及爱与死这两种人类生命表现的极端。当你目睹所爱的人死亡，其冲击性与悲剧性更甚于个人生命的消逝。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面对相同情境的作者亦不少，但其最多只有一、二首的零星数量，而纳兰性德却不论花前月下，似乎每一个时节如亡妻的忌日、七夕、除夕、重阳、清明都能触发他对卢氏的思念。对于这个现象，其对亡妻情深一往的真挚情爱是最常被提举的理由。“多情”是纳兰性德词中最常见的命题，“而今真个悔多情”、“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人间何处问多情”，他这种多情表现在他和顾贞观、严绳孙等人的倾心相交，亦表现在他对卢氏的情真意切。但元稹的《遣悲怀》、苏轼的《江城子》，其情不笃？
对于这一点，或可由其出发点的不同言之。也就是说苏轼、元稹是从“伦理”层面出发来抒写悼亡之情，而纳兰性德却完全从“爱情”层面言之。
在传统中国，“夫妻”既列于五伦之中，妻子这一角色的定位应是在传宗接代，较少做为一情爱的对象，所以苏洵叮咛苏轼的是“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亡妻王氏墓志铭》，所以元稹曾有“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之句，也就是说其悼亡之作所流露的对亡妻与其“共患难”的感激，远大于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相对于这种感激之意，纳兰性德所感受到的却是“止向从前悔薄情”，他深深悔恨的是对亡妻不够深情，从《青衫湿遍》中的“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那将心比心，感同深受的痛楚，完全是一种执著情爱的深化，也就是说在纳兰性德的眼中，他是把亡妻看成一情爱倾注的对象，纵然死亡能隔开生者与亡者，却无法隔断人间的情爱，也因此从妻亡后到康熙二十四年词人病故，悠悠八年间，词人的悼亡之吟始终不绝。
对于这种以爱情层面为出发的抒写角度，对纳兰性德悼亡词的风格构成，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先从其词集中举例，加以评析，《沁园春》：
梦冷蘅芜，却望姗姗，是耶非耶？怅兰膏渍粉，尚留犀盒，金泥蹙绣，空掩蝉纱，影弱难持，绿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鸾胶纵续琵琶，问可及当年萼绿华？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知零落，判委尘沙，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翦银灯自泼茶，今已矣，便帐中重见那似伊家。
此词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利用汉武帝与李夫人事营造出一个迷离的幻境，“蘅芜”是当日汉武梦李夫人后，衣枕上数月不歇的余香，“却望姗姗，是耶非耶？”用的是汉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性德用一个“冷”字点明空间的凄冷，恍惚中，爱妻的亡魂似乎曾经归来。
这种事典的使用，除汉武帝与李夫人外，纳兰性德亦喜用唐明皇与杨妃事，如《鹊桥仙》中的“今生钿合表予心，祝天上人间相见”。《金镂曲》中的“钗钿约，竟抛弃”、《浣溪沙》中的“信得羽衣传钿盒”都是用白居易“长恨歌“但愿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文典。“当时七夕有深盟”《浣溪沙》则是化用“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之语，我们可以发现纳兰性德在引用唐明皇与杨妃事时，几乎完全以《长恨歌》为经纬，着重在爱情层面上的抒写。
事实上，汉武帝与李夫人、唐明皇与杨妃二事典，都含蕴著“已隔存殁”的生死阻隔，以此写存者对殁者绝望而又无可排遣的悼念与怀想，极易激起一种凄恻缠绵的氛围，强化词中的悲剧气氛与感伤情调。
此外，纳兰性德的悼亡词通常都是以凄冷做为其基本感觉，寒夜、孤灯、冷月、残烛再加上风雨，纳兰性德最喜欢运用的舞台背景，可说是完全齐备。在此，词人所见所感觉到的事物，几乎都蒙上一层寒意，如“谁念西风独自凉”、“高梧湿月冷无声”、“冷透孤衾刚却醒”、“但值凉宵总泪零”、“春寒独依竹间扉”、“雨处鸳鸯各自凉”这种寒凉有外在世界之寒，有词人内心世界之凉，以此衬映词人已成惘然的追忆和感伤心绪，更见凄清。
以上我们试从典故与景语的使用上，来看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哀感顽艳”之境的构成。但这尚不足以说明纳兰词“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的面貌。因为在阅读纳兰性德的悼亡词时，最令人动容的应仍是性德对亡妻真切深挚的情感，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勾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在这阕词中，词人用纤柔敏感的词心去观照天上的明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但他去怜惜明月的憾恨，谁来怜他少年丧偶之恸？“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实是深情人作深情语，这渴望能抹煞生死界线的设语，痴极恸极，那份殉身无悔的深情，更是教人深深动容。
这种痴语、情语的使用，乍看之下，十分不合事理，但文学往往是讲情而不讲理的，极无理之辞正是极有情之辞。尤其悼亡之作是直接面对生死的怆痛，此时再理性的人，都忍不住要悲切呼号，何况是多情善感又对亡妻情深一往的纳兰性德，以这种痴语、情语来表现死别之情，更见其情的缠绵执著与对亡者深切的思忆。
四
悼亡这一原属于诗歌范畴的题材，自李煜带入词的领域，苏轼进而肯定其抒情性质，承认其较诗体拥有更有利的创作条件，到清初的纳兰性德其不仅开拓了容量，在质量上亦有所提升。这三个作家在悼亡题材的经营上，有其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有“以诗为词”的倾向，李煜用词抒情写志，突破花间的视野，苏轼有意识要开拓词的题材，纳兰性德更在其七古（填词）中，明白的指出词与诗一样都是以比兴为归依，而悼亡词的写作对他们这种创作上的主张或倾向，应有其积极意义。而纳兰性德最引人注目的应是其悼亡词的数量，几乎占了词集的十分之一。因而推论其对纳兰性德的词风必有所影响，本文试著就其爱妻亡故这一事件，分前后期观察纳兰性德词风的转变。可知他那种凄清的情调，不仅见于悼亡词，自爱妻亡故后，连以客观写物为主的咏物词，亦见凄清之情。
最后一节则试著对纳兰性德凄清词风的构成做一讨论，笔者以为由“爱情”层面出发是其与原来悼亡之作最大不同之处，并进而由典故、景语、情语的使用上，分别说明之。
1994年9月21日收稿
注释：
〔1〕大陆学者杨周翰在《北京大学学报》中所发表的《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里的悼亡诗》一文中指出，悼亡诗或可成为一独立的文学类型或从属类型，这一看法目前学界仍无人探索。因而无法确立，所以本文只言悼亡主题题材，属于哀挽诗这一大类下
〔2〕榆园业刊本《纳兰词》卷首
〔4〕《复堂词话》谭 新文书 1988.2
〔5〕《论纳兰性德——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阶段谈起》， 叶嘉莹《中外文学》vol.19 no.8p.4 1991.1
〔6〕《纳兰词“凄婉”风格形成的原因》。徐育民《文史哲》vol.3 p.20—23 1983
〔7〕《浅论纳兰性德词风形成的根本原因》周涛。 《徐州师院学报》vol.3 p.42—44 1988
〔8〕《论纳兰性德凄婉兼悲壮风格的形成原因》乔玲希《内蒙古师大学报》vol.3 p.104—111转119 1991
〔9〕《清纳兰容若先生性德年谱》张任政台湾商务印书馆 p.61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