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不平等条约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不平等条约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太平天国如何对待近代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史学界早有众口一词的定论，认为太平天国坚决否认和反对近代不平等条约，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清政府的对外妥协、退让形成了鲜明对照。可是，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进行考察，发现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在此，笔者仅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太平天国没有承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不是建立在认清不平等条约本质的基础之上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列强取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在通商口岸居住、租地、传教、驻兵等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巩固和深化了列强已有的特权和利益，而且列强新得到了公使驻京、增开口岸、修改税则、鸦片贸易合法化、内地通商、游历、传教等特权和利益。这些条约公然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有严重的强迫性、片面性、侵害性，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是不平等条约。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 西方列强的外交官们纷纷赶到天京访问，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探太平天国对列强与清政府所签不平等条约的基本态度。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成为太平天国面临的现实问题。1853年4月，率先访问天京的英国公使文翰， “为欲使彼等各首领明瞭英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以及该成约之详细条款以及英国之真正地位起见，吾乃将条约中文译本赠送一份与该两首领”，〔1 〕并在信中历数英国在华特权以及重提鸦片战争方式进行威胁，“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2 〕但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条约问题未作明确答复。1854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约翰·包令派员再访天京， 杨秀清以《诰谕》作答，阐述了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与政策，但仍未明确对不平等条约之态度，这使得英国外交官们十分失望，“它是极端排外的，……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寻求与外国人的接近。”〔3〕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他在访问时维护法国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结果被太平天国官员认为是“间谍”。1854年5月， 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天京，他的结论是：“如果他们变为中国的主人，这些王兄王弟和他们的部长们是否承认中华帝国和英、法、美政府之间存在的条约呢？据多数人的推测，除非被迫，或者他们从高傲中降下来，他们将不予承认。”〔4〕
西方外交官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列强的要求，太平天国虽然回避不答或含糊其辞，但显然这是一种维持气氛的外交手段，他们的真实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拒绝承认西方列强与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上述交往过程，是后人盛赞的由来。可是我们还有疑问，太平天国是出于什么立场、认识拒绝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订条约？是鉴于不平等条约的本质还是有其它考虑呢？
认清不平等条约的本质是正确对待不平等条约的关键。在现有史料中，笔者尚未发现太平天国对不平等条约的直接评论和阐述，但不平等条约是侵略战争的产物，认清侵略战争性质是认识不平等条约本质的前提。因此，通过考察太平天国对两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和行为，也可对太平天国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作出判断。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成长于鸦片战争前后，家居广州郊区，对于鸦片战争及战后广州人民反对实施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耳闻目睹。洪秀全具有朴素的国际平等观念，“我当教各国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而各以礼相接。”〔5〕可是， 这并不意味着洪秀全认清了鸦片战争的性质。洪秀全的众多作品中找不到对英国侵略进行抨击的内容，相反，在太平天国官员致英国使节的信中竟然提出，“自伪妖（清政府）肆虐，攘窃天朝，内毒人民，外犯邻国。前者贵国以正当之理由用兵于我国，此皆胡虏之咎，非同胞之罪也。”〔6 〕对鸦片战争的起因、性质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洪秀全心目中的侵略者是满清政府，“奈何满族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夺其兄弟之产耶”？〔7〕因此， 鸦片战争前后的人民反侵略斗争未激起洪秀全的共鸣，在行动上洪秀全与广州人民抗英斗争保持着距离。在1856—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这场侵略战争又作了错误判断。太平天国致法国的照会中提出“〈清政府〉上年曾欺尊国，欲负经商之约；粤东火烧洋行，互动干戈。后虽仍归和好，立约通商，奈胡妖反复无常，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伐。种种诡秘，不堪言状。”〔8 〕在如此糊涂认识的支配下，太平天国在天京张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捷报，在广东称颂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洪秀全还致信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额尔金，希望结为盟友，共同打击清政府。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两次鸦片战争的认识都是完全错误的，在此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太平天国是不可能认清不平等条约的本质的。
太平天国为什么又会拒绝承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呢？虽然太平天国未能认清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本质，但这些条约是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双边条约，作为清政府的敌人，作为第三方的太平天国，“除非被迫”，当然不愿予以承认。1853—1856年的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充满信心，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可能轻易向列强低头。当时的西方列强虽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感到恼火，但此时与清政府的关系紧张，正酝酿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只能对太平天国作一番恐吓，无力施加强有力的压力，因此一时无法奏效，太平天国拒绝承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了历史事实。
二、太平天国事实上承认了不平等条约的许多内容，犯下了令人遗憾的错误。
由于太平天国没有认清不平等条约的本质，因此，太平天国在拒绝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事实上不自觉地承认了不平等条约的许多内容，这主要包括长江航行权、领事裁判权、内地通商、游历、传教权、片面最惠国待遇、通商口岸和租界的特殊地位等。
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任何外国船舰不得随意进出。1853—1854年，外国公使们溯江西上的天京之行，既无条约作依据，也未经清政府或太平天国批准，实际是对中国内河航行权的侵犯。太平天国对外来不速之客进行了警告性炮击，以致被后人称赞为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但所有的炮击事件无不以太平天国赔礼道歉告终，只要求列强事先通知，以免发生误会。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太平天国听任外国舰船出入长江、停泊天京，列强实质上取得了长江航行权。1858年英、法等国通过《天津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得到了长江航行权，但长江中下游在太平天国的控制或影响下，长江航行权能否真正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平天国。为了开通长江航路，将“不以敌意对待他们”与太平天国交换“履行条约的权利”。〔9〕1858年11—12月， 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额尔金率舰由上海直抵汉口，途经太平天国控制区时，太平天国从地方守将到天王洪秀全纷纷与额尔金拉关系，希望英国援助。洪秀全还派专使就炮击英舰事件道歉，“我主天王洪已将全部无知歹徒斩首，”〔10〕额尔金对此感到满意，同意了英舰经过时要通知太平天国的“合理的请求”。〔11〕1861年2月，额尔金派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访问天京， 目的是“保证不列颠船只为了商务的目的来往于长江上下游不致于受到在他们的命令下的恶意干涉”。〔12〕太平天国立即同意并承诺保护航标和对英船免检。1861年5月，美国紧随英国之后提出同样要求， 太平天国的答复是“所有贵国通商获利，经过长江，有何不可？”〔13〕太平天国由事实上承认发展到由协议、照会形式确认了西方列强的长江航行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仍不得进入内地。1854年英、法、美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其中一个要求就是开放内地，但遭到拒绝。太平天国认为“至外邦之人，来去原听自便”。〔14〕1853年4 月，杨秀清向来访的文翰宣布“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15〕具体办法是外国人只要“预先禀明，要遵守我天国之礼仪”，就可“准其出入，任其游看，”〔16〕“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17〕这些政策显示了太平天国对外的友好大度，于是外国人士络绎不绝地来到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控制区都位于内地，镇江也不是通商口岸，在不知不觉中，太平天国让列强得到了内地通商、游历权。
外国教会借传教为名行侵略之实，酿成无数教案，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拜上帝教源自基督教，洪秀全、洪仁玕等与外国传教士有密切交往，宗教氛围浓厚的太平天国对外国传教士特别热情，“如果您是一个传教士，他必定笑口欢迎，……但如你是个官吏，他便先以冷面孔相向以示其尊严”。〔18〕自1853年6 月美国传教士戴作士到达镇江后，陆续有传教士到太平天国活动。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惟许牧司〈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19〕正式确立了允许外国传教士到太平天国传教的政策。洪仁玕亲自写信邀请传教士来访，在会见时表示“要是你们愿意来，我可以为你们预备礼拜堂，劝人去做礼拜。”〔20〕1860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宗教自由诏》，“这个诏旨完全准许各派传教士进入或居住太平境内从事传教工作。”〔21〕在太平天国欢迎下，前后有近20位外国传教士到达太平天国领域。
领事裁判权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横行的护身符，是危害性最强、人民最痛恨的特权之一。太平天国前期维护了司法主权，反复要求外国人遵守“天令”、“天礼”，及时制止不法行为。1854年5月， 太平天国对于擅自参观天京的美国官兵发出严厉警告，“既来天国，既要凛遵天国礼节。……尔等自后仍敢擅以往来，致被圣兵不明来由，按奉天命诛戮，休谓本大臣谕颁不早。”〔22〕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太平天国承认了西方列强的领事裁判权。1861年4月，为保护长江航标， 太平天国表示“如有人行为暴戾……英国官员得以此为据，予以逮捕，并送交天国当局惩治。”〔23〕一个月后，太平天国更加明确地承认了美国的领事裁判权，“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24〕另又有具体规定，“凡外国罪犯须交付罗孝全先生〈传教士〉会同各国领事慎密处理，依法判决。”〔25〕在此政策指导下，1861年11月，太平天国照会美、英、法三国驻宁波领事，“倘我部卒有不法行为，听各贵国拘获，送交本主将，当立斩不贷。如各贵国人民有违命潜助满妖者，亦望贵领事查禁。”〔26〕可见，太平天国不仅放弃了对外国人行使司法权，还允许西方列强对中国人行使逮捕权。
片面最惠国待遇使得列强共享在华特权。太平天国认为“天下之内兄弟也”，〔27〕对各国一视同仁，却使列强得到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与太平天国交往过程中，往往由英国带头索取权益，美、法紧跟分享。太平天国所承认的外国在华特权，所涉及的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若干列强。
近代通商口岸是在暴力下被迫开放的，是西方列强在华统治据点，殖民主义利益的集中地。租界则是“国中之国”、西方列强在华殖民地。它们的特殊地位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宁波以及长江沿岸新开放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通商口岸，均在太平天国的控制或影响下，西方列强唯恐通商口岸及租界的特殊地位受到影响，不断以维护商务，保护侨民为理由，肆意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太平军的战略行动。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太平天国一再退让，对通商口岸和租界的特殊地位表示尊重。1861年3月，为解安庆之围， 陈玉成挥师武昌，但兵临黄州时，“进攻汉口，还在犹豫之中，因为他听说英国人已在那里设立了租界。”〔28〕英国参赞巴夏礼又赶来威胁，声称“如果这些明文规定开放给我们的商埠被太平军占据，则这种条约权利便成一纸空文……因此，我奉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29〕结果，陈玉成中途放弃了这次战略行动。4月，在何伯、巴夏礼的威胁下， 太平天国再次屈服，向英国保证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1862年1月， 太平军虽冲破列强的阻挠攻占了宁波，但列强趁机擅自划定“租界”，并呈清政府批准，这无疑是侵犯中国主权和对太平天国的挑衅行为，但太平天国未作干涉，加以容忍。列强进而以影响“租界”安全为由，要求太平天国拆除炮台，太平天国虽加驳斥，但最终将炮眼封闭，弹药移走。
太平天国在对待不平等条约问题上表现出四个特点：其一，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交往初期，虽然太平天国处于盛时且尚未受到列强的强大压力，但仍然承认了列强的长江航行权、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权，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1861年列强对太平天国推行“炮舰外交”，太平天国又被迫承认了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及租界的特殊地位，从而显示了一定的妥协性。其二，列强从太平天国手中得到的长江航行权、内地通商、游历、传教权，不与列强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步，从清政府手中得到要更晚，从而显示了一定的超前性。其三，是太平天国未与列强签订过正式条约，采用事实承认或照会方式确认列强权益，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非条约性。其四，太平天国在1861年前对列强抱有幻想，一再忍让，但1861年底英国进一步要求太平天国无限期地不进攻上海，并将保证范围扩大到汉口、九江、镇江时，太平天国忍无可忍，予以严正拒绝，开始了反侵略斗争，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自己的错误，给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带来了光明的尾声。
在指出太平天国犯下错误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太平天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一面。太平天国具有较明确的领土主权意识，将保卫疆士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曾断然拒绝“鬼子”提出的“平分地土”的狂妄计划。太平天国坚决反对鸦片贸易，“洋烟为妖夷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30〕维护了民族利益。
为什么太平天国不能认清不平等条约的本质以致犯下令人遗憾的错误？其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受到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太平天国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始终处于激烈的战争状态。当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时，为了争取列强中立甚至支持，确立了对外让步以至妥协的策略，确认了列强的长江航行权、领事裁判权，尊重通商口岸和租界的特殊地位。作为农民政权的太平天国“对于外国彼此间之地位确乎茫然无知，”〔31〕不了解世界大势和国家主权观念，对于什么是国家主权？那些是国家主权？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均不甚明白。因此，太平天国前期虽处于盛时，对自己的力量和前途充满自信，却随意奉送了长江航行权、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权，在茫然无知中让列强钻了空子。但太平天国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缺陷，以致不能认清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能认清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就不能分清敌友、良莠，不能认清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本质。另外，太平天国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矛盾，把满族排斥于中华民族之外，将国内满汉民族矛盾置于中华民族矛盾与外国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矛盾之上。太平天国宗教色彩浓烈，对列强存在宗教认同的亲切感，宗教信仰冲淡了太平天国的国家、民族信念。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太平天国将满清政府作为中华民族的侵略者；出于宗教信仰，将西方列强作为“洋兄弟”。太平天国的这种特殊性，使他们在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犯下了错误。
注释：
〔1〕〔2〕〔5〕〔6〕〔7〕〔15〕〔18〕〔31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98、910、854、854、911、909、947、904页。
〔8〕〔13〕〔14〕〔16〕〔17〕〔24〕〔27〕〔3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 第322、315、325、297—298、302、315、300、90页。
〔3〕〔4〕〔9〕〔10〕〔11〕〔12〕〔22〕〔23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片，第108、89、186、192、194、185—186、85、203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528页。
〔20〕〔21〕〔26〕（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32、380、332页。
〔25〕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7年第10期，第68页。
〔28〕〔29〕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第1版上卷第1分册第218、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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