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上的“英美派”外交官
陈永祥 龚 盼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 “英美派”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之举。但在面临大国秘密外交与强权政治的严酷现实下，中国人期望美国标榜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落空了。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派”外交官以日益觉醒的国内民众为坚强后盾，利用美国舆论的支持与有利于中国的远东国际局势，展示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与斗争技巧，其“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初获成功，终于收回了期待已久的山东主权。
关键词： 华盛顿会议；“英美派”外交官；国际关系
所谓“英美派”，系指国民党政权内部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派别，因其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外交上带有明显的亲英美倾向，故名。“英美派”缘起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潮流。正如罗志田先生指出，“五·四”运动后的十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留美学生更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西方，不再转手于日本”，尤其是“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多少象征着一种那时开始显露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的影响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下降”。[1]“英美派”外交官的初步崛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借以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平等一员。基于这一目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为此“英美派”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在面临大国秘密外交与强权政治的严酷现实下，中国人期望美国标榜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落空了。这表明，在民初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都有意借助外援，以博取民众支持以壮大自己威信，但因无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其效果有时适得其反。[2]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派”外交官以日益觉醒的国内民众为坚强后盾，利用美国舆论的支持与有利于中国的远东国际局势，展示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与斗争技巧，其“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初获成功，终于收回了期待已久的山东主权。
一、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意图
巴黎和会主要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区的关系，建立了列强在这些地区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但没有解决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重大问题。美国不甘心在巴黎和会上一无所获，希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遂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其主要意图有三：
第一，拆散英日同盟，调整美、英、日三国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角逐的主要是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大战结束后，因大战末期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摈弃了沙俄的侵略政策；德国是战败国，被剥夺了在这一地区角逐的权利；法国则主要致力于战后重建工作及巩固它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无力顾及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因此，美、英、日成了这一地区竞争的主角。
英国是最先侵略近代中国的西方列强，在众多西方列强中长期保持着在华优势地位。美国对英国在华攫取的种种权益垂涎三尺。日本则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赐良机，大大扩充了它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势力，对美、英构成了威胁，故美、英均有约束日本之企图。[3]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同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的谈话中，即提出了“阻止日本单独霸占中国的投资领域”的问题。[4]巴黎和会后，美、日两国间之冲突日益表面化。
19世纪以来，英国在外交上长期实行所谓“光荣孤立”政策，1902年订立的英日同盟，意味着这一政策的放弃。英日同盟初订时，主要是为了应付俄国和德国在远东的挑战，1905年、1911年又经过两次续订，1921年7月期满，两国决定再次续订。20年来，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的国际支柱”。[5]在美国看来，英日同盟之再次续订，将直接威胁到自己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日两国一旦若以兵戎相见，则英国因英、日同盟存在之故，而有助日攻美之可能”。[6]因此，设法拆散英日同盟，成为战后美国外交上的当务之急。
第二，扩大在华利益，协调各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美、英、日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争夺的重点是中国，它们在竭力牟取自身在华优势的同时，又不妨在某种程度上协调立场。
“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前，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上追随英国，实行“免费搭便车的帝国主义”。随着美国势力的不断加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愈来愈显示出独立姿态，“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这种独立姿态的标志。1899年9月6日和1900年7月3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两次向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日本六国发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分别提出“机会均等”（或曰“利益均沾”）和“中国完整”（或曰“保全中国”）两项原则。从此，“门户开放”政策成为近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帝国主义列强在海军军备上的竞赛愈演愈烈，不仅加重了本国财政负担，而且遭到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国虽在经济上占优势，但在海军军备竞赛中并未领先。因此，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削弱英、日的海军发展势头，借裁减海军军备的幌子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亚太新秩序。
美、日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又常常以牺牲中国相妥协。中国参战后，自9月初至11月初，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同美国国务卿蓝辛在华盛顿进行会谈，经讨价还价，于11月2日以换文方式达成《蓝辛—石井协定》，核心内容是:（1）“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接壤部分享有特殊利益”；（2）“美国与日本无意以任何方式损害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两国永远遵守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10]中国人当然明白，美国对日本如此让步，其真正目的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不受侵犯，尤其不受日本的侵犯。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巴黎和会后，中国人民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呼声更加强烈。如何处理山东悬案，平息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协调列强在华问题上的立场，自然提上了美国外交的日程。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专业技能不够，高新尖岗位难以获取，只能从事替代性较强的普通工作，如建筑、家政、家装等，虽然他们比上一辈农民工相比对未来职业期望值高，个性张扬,少有“后顾之忧”,适应能力较强,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等要求提高，但是因为工作的可替代性强的特点，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替代而被动离职，因为他们对工作有自己的预期，有时会出现工作期望值难以实现，这样导致主动离职现象频繁，工作稳定性就比较差，离职成本较高。
第三，以限制海军军备为名，行抑他扬己之实。海军历来是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自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著名的“海权论”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越来越重视发展海军。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至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还可保护本国免于在本土交战，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舰队以确保制海权。[11]马汉的“海权论”对日后各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拉美实行的“大棒政策”即以马汉理论为基础。威尔逊总统在1916年宣称：“世界上没有一支舰队像美国海军一样需要保卫那么广大的地区，所以我觉得美国应有一支超过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海军。”[12]
作为倡议者与东道主，美国自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务卿查尔斯·许士任会议主席。会议的议程有两个：（1）限制军备问题；（2）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会议成立了与此对应的两个委员会：美、英、日、法、意五国代表组成的限制军备委员会、九国代表组成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
其中,A为常数项，M为土地投入，γ为土地的产出弹性，t为时间变量，ε为技术进步率。根据历年的指标及数据估算α、β、γ、ε的值，需要将其变成线性关系，两边取对数得：
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中国东北遭遇俄国与日本时，收效甚微。[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与德、奥为首的同盟国正忙于在欧洲火拼，无暇东顾，只有美国才是“能够干预并防止日本在东亚扩张政策的唯一重要国家”。[8]日本趁机分别与英国、法国、比利时、俄国和意大利签订秘密协定，同意日本在中国山东和先前德国人占领的太平洋岛屿拥有永久控制权，但须以日本不与协约国为敌作为交换条件。它们甚至对美国也保密，以免影响美国参战。[9]美、日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较量，即可见美、日冲突之一般。先是美国积极鼓动中国与德绝交，待机参战，日本则反对中国参战；继而美国又劝中国谨慎从事，不要急于参战，日本则极力怂恿中国参战；最后几经反复，中国才于1917年8月14日正式向同盟国宣战。美、日较量的结果，日本算是赢了。
二、华盛顿会议前中国民众的觉醒
吃一堑，长一智。巴黎和会给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创痛，它“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温良的救国梦”。[20]人们猛然醒悟到，现在的世界依旧是“强盗世界”，奉行的依旧是“秘密外交”，依旧只讲强权、不讲公理；列强对于山东问题的处置，无异于“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21]天助自助者，要想在这个没有公理的世界上求生存，“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22]“中国倘若不自己想法图强，单靠别人公道，那是哪里会有希望的！”[23]数月前还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陈独秀撰文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24]他送了威尔逊一个“威大炮”的诨名。目睹巴黎和会前后中国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也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称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奋起”，“表现了中国真正的、积极的民族特征”，它“不是出于盲目敌视的情绪，只是因为日本人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25]
在中美关系史上，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具有某种重要的转折意义，虽然未能阻止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制外货运动，也是一次全国规模的、有组织的反美爱国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式崛起。[17]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目标是恢复国家主权、使中国能以平等之身份融入国际社会，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次重要机会。但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对中国人正义呼声的背叛，使中国人甚感震惊和失望。就连当时一位外国记者也指出：“威尔逊总统完全愚弄了中国人，他为了收买日本人……同日本做了一笔买卖”。[18]有学者分析，“人们从极大的希望一下子跌入极度失望的深渊，幻想破灭了，被欺骗、被羞辱与被损害的感想，顿时化为愤怒的烈火”。[19]
其实，对于美国“门户开放”与日本“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妥协，中国朝野具清醒认识者不乏其人。《蓝辛—石井协定》公布后，北京政府外交部即于1917年11月8日照会美、日两国公使，强调“中国政府对于各友邦，向持公平平等主义。故于各友邦基于条约所得之利益，无不一律尊重。即因领土接壤，发生国家间特殊关系，亦专以中国条约所已规定者为限。并再次声明，嗣后中国政府仍保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14]许多人都知道，“门户开放”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在真正独立平等的国家内，没有这个东西”。[15]他们也知道，无论是美国的“门户开放”，还是日本的“特殊利益”，都与自己期盼中国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的愿望相违背。有人认为，“门户开放之极致，有国际共管的危险”，而“特殊利益之极致，简直就是亡国”；倘若要在两者之间作选择，还是赞成前者。[16]因此，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愤慨，甚至成了中国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产生好感的重要原因。
可见，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中国民众的觉悟程度较巴黎和会召开前已前进了一大步。
三、“英美派”外交官收回山东主权之交涉
中国虽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但中国外交官在和会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张忠紱即认为：“中国在和会中虽未能如愿取消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之特殊利益，但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之特殊利益，则均已取消。因参战之原因，中国且获得参与巴黎和会，并签字于对奥、对匈、对保三项和约，并得加入国际联盟为创始会员。是以巴黎和会对于中国之处置虽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会议而获得相当之成果，当无疑议。”[26]1921年，中国与德国在平等基础上签署中德新约，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一个西方大国所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27]正是通过巴黎和会，中国在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英美派”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的勇于担当，以及随后几年中国民众的日益觉醒，为“英美派”外交官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显身手，奠定了重要基础。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甚感意外，因为“中国此举使日本处于微妙境地，没有中国的签字同意，它在对德和约中获享的权利就不能合法继承……它还亟盼中国接受和约，以便取得中国对其享有的特权的同意”。中国拒签和约亦增强了美国国内反对和约的呼声，“因为在美国国内，不仅共和党参、众议员们，而且人民也普遍反对山东条款”，“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奋斗目标有利”。1920年赢得大选的美国共和党新政府“将把着手处理山东问题并制定一项明确的有关政策作为它的首要任务之一”。[28]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6年1-12月在德阳市人民医院门诊进行体检的健康学龄前儿童1 452例为研究对象，经血常规检查确诊，排除其他类型的贫血、其他疾病导致的贫血、合并感染、肝肾功能不全、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1个月内无消化道或呼吸道感染、3个月内使用过糖皮质激素及免疫制剂者、正在接受缺铁性贫血治疗者。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健康体检儿童，非因疾病原因接受检查。研究对象男815例，女637例；年龄6个月～6岁，平均 (3.14±0.57)岁，其中<1岁378例、1～3岁595例、4～6岁479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英国海军长期位居世界第一，法国也是传统的海军强国，日本则是海军的后起之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实力落后于英、日。为了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美、英、日竞相扩充海军。1918年12月，威尔逊总统向国会提出拨款6亿美元的海军扩充计划。英、日两国闻讯，甚感不安。1919年，英、美、日海军舰只的总吨位分别为230.9万吨、146.8万吨、82万吨。同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了早在1916年8月通过的海军扩充计划（该计划因美国参战搁浅）。根据这一计划，到1926年，美国将建造10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1920年7月，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后即已提出的“八八舰队”计划，到1928年日本将新增8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美、日海军彼此均以对方为假想敌，以达到英国海军水平为目标。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1921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除已建造的10艘战列舰外，三年内再建造4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劳合·乔治宣称：“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13]
1921年7月～10月，美国先后向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发出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邀请。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参加会议，认为“华盛顿会议可与中国将历来所受外人压迫之事实陈情列强评议之机会”，但声明“中国代表在会议中之地位应与各大国代表完全平等”。[29]12月11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上述九国代表与会，次年2月6日会议结束。
有了巴黎和会的经历与教训，中国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中国代表团成员多达132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正式全权代表是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王宠惠（大理院院长）三人。三位代表都是清一色“英美派”外交官。王宠惠早年入香港圣保罗学校、皇仁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因父母与孙中山交往密切，对王宠惠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1895年，王宠惠考进北洋大学，入读法科，初步接触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为其以后从事法学研究和外交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亲自向其颁发“钦字第一号考凭”。他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1901年，王宠惠赴日本留学，时正值留日学生掀起革命高潮，他积极参与，频与革命党人接触。1902年，王宠惠转赴美国留学，先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转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他与后来供职于民国外交界的王正廷、王景春合称“耶鲁三王”。1911年，王宠惠学成回国，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广东军政府司法部长，参与南北议和谈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王宠惠任外交总长。后历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代总理、总理、大理院院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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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巴黎和会一样，中国对华盛顿会议“寄予极大希望”，以便“乘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30]会上，中国问题列入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讨论之范围，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十点原则”，①以及收回山东主权、恢复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取消“二十一条”、撤退外国军警、归还租借地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美国及其他大国根本无意改变中国现状，除山东问题获得基本解决外，中国外交官虽付出诸般努力，其他问题均未能解决。
巴黎和会后，山东问题成为悬案，直接关系到太平洋及远东局势的稳定，故中、美、日三国政府和代表团出于不同考虑，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通过会议收回山东权益，是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最主要目的。在国内舆论支持下，中国代表团最初反对同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后经美、英调解，达成一个折衷方案：由中、日两国全权代表举行“会外谈判”，美、英派观察员列席。中、日两国代表自12月1日至次年元月30日，共举行了36次会议。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日本将德国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开为商埠，允许外国人在此居住与经商；日本将胶济铁路及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中国以国库券方式付给日本53406141金马克，期限15年；日本军队立即撤出山东。[31]
（4）收入的多元性。银行收入可大体分为两类：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是银行通过放贷业务获得的收入，净利息收入则是利息收入减掉银行支付存款利息后的净值。非利息收入指银行通过表外业务获得的收入，是银行获利的重要渠道，也是银行开拓的新利润增长点。文中采用净利息/非利息之比（XNI）描述商业银行的多元收入结构。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署，是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中国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但经“英美派”外交官的诸般努力，中国毕竟收回了山东主权，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争回一些民族权利的国际交涉”。[32]且“华会附带之收获，如《蓝辛—石井协定》与《英日同盟》之取消，均于中国有利”。[33]
四、山东主权得以收回之原因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实现最初的目标，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是不可相分的。正如参加过此次会议的“英美派”外交官颜惠庆指出，“段祺瑞任总理时的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请求参战，但却没有得到协约国各国的明确许诺，签署各种应受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义务的文件。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我国要求恢复权利，如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等，均遭漠视，与会列强不予考虑”。[34]华盛顿会议虽距巴黎和会仅仅两年多，但此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美两国的舆论，有利于中国代表团展开收回利权的外交活动。山东主权在会上得以收回，主要原因有四：
1.2.3 效果评价 出院时及出院后3个月和6个月内通过来院诊查形式对患者疼痛和椎动脉供血情况进行比较。
首先是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斗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由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力量，它使北京政府既不敢、也不能再贸然出卖民族利益，也使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力量刮目相看”。[35]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杰克堡·舒尔曼1921年8月在上海发表的演讲称，“今天，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民族意识，一种富于进取精神的爱国主义正在激励着中国的领袖人物和年轻一代”，中国现时的局势使他意识到“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6]
炽热的爱国爱民感情激发出无穷的创造力。赣东北苏区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量”。如同方志敏所说的：“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略述》)[1](P85-86)正因为如此，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到处呈现“活跃跃”的创造：创造了勤勤恳恳为着苏维埃事业的赣东北党；创造了以“农民革命团”为组织形态的武装力量和红色政权；创造了作风过硬的红十军以及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创造了富有成效的土地革命的方式策略以及经济文化建设成就。
其次是美国舆论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之举。威尔逊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做法，导致美国人民对威尔逊政府的普遍不满，对中国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时任驻华公使芮恩施愤而辞职。许多美国媒体对威尔逊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举动大加抨击，如《波士顿纪录报》认为，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是“粗暴而野蛮的掠夺”；《富兰克林新闻先驱报》指责这是“无耻的行径”和“不可饶恕的罪恶”；《匹兹堡快报》批评这是一次“有阴谋的掠夺”；《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指出，“将中国出卖给日本是为了换取后者加入国联”；《旧金山纪录报》则斥之为“卑鄙的行径”。[37]美国学者纳赛尔·法菲尔德认为，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成为美国参议院最终否决凡尔赛和约的重要原因”。[38]美国人民的正义感，迫使新上台的沃伦·哈定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不敢继续倒行逆施，反而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
再次，远东地区国际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苏俄即颁布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主张举行正义、公平的和平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条约，这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威尔逊随之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为了抵消苏俄《和平法令》在全世界产生的广泛影响。[39]1919年7月、1920年9月，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并表示愿意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两国之间平等互利的新关系。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与列强的斗争，也迫使欧美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有所收敛，不敢置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于不顾。而且，欧美列强也无法容忍日本独霸中国、排挤自身利益的行径，就连威尔逊本人也不得不对日本人说：“在1915年和1918年协定的基础上同中国谈判，是不能容忍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国务卿许士告诉日本驻美大使币原重喜朗，“以前德国在山东的东西，都要归还中国”。[40]
灯草老爹说：“瓦是盖房的不错。但是呐，我这是刚刚出窑的瓦，码在一起最怕雨淋。大雨一淋，热瓦冷缩，哪能不破呢？”
最后，“英美派”外交官的智慧与斗争策略。“英美派”外交官深知，“所谓太平洋问题，质言之即中国问题”。[41]美国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意图之一，就是要遏制日本在华势力过于膨胀。基于此，“英美派”外交官在会前提出的与会方案与建议中，主张利用美英与日本在华争夺利益的矛盾，采取“联美制日”的斗争策略。驻英公使顾维钧认为，中国的提案“在求实际而不贪多”，并要求各国遵守“门户开放”原则。[42]驻美公使施肇基于1921年11月1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将“门户开放”视为中国的“门罗主义”，“深望美国以门户开放主义加惠于中国”，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43]会议期间，中国三位全权代表与美国代表团成员频繁接触，保持密切联系，最终促成山东问题得以解决。有学者称，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中国合作，不但拆散了英日同盟（英日间的同盟条约没有续签），美国也废除了《蓝辛—石井协定》，而且在很多其他问题上限制了日本，这对日本是一个打击，对中国回争权利是一种鼓励”。[44]
提升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应当增加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将学生的感情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巧妙设计课前导学，激起学生探索历史的兴趣，利用情境创设引导学生讲感情带入学习之中，同时通过多媒体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拓宽自己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在轻松自主的课堂氛围中掌握知识点，将被动学习变成主动记忆，促进学生历史学习体系的建立。我希望通过本次的研究，可以为一线历史教师提供一些帮助，有助于营造师生互动、自主探究的历史课堂学习氛围，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注释：
① 这十点原则是：（1）尊重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2）赞成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3）各国如不预先通知中国，不得缔结关系中国之条约；（4）各国在华所得特殊利益均当宣布，否则概认为无效；（5）撤废各国对华政治上所加之各种限制；（6）中国现有条约须附以期限；（7）凡解释让与权时，须与有利于让与国者严格解释之；（8）尊重战时中国之中立国权利；（9）订立一解决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国际争端之和平条文；（10）设立一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之会议，以便随时召集，决定缔约国之共同政策。详见《外交公报》1921年第6期，第34～37页。
参考文献：
[1]罗志田.序言[M]//[美]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北京：三联书店，2010: 3-4.
[2]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70.
[3][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北京：三联书店，1957: 236-242.
[4]刘陵墓，洪育沂.国际关系史简编[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57-58.
[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78.
[6][26][29][33]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313，247，314，365.
[7] 朱卫斌.西奥多·与“中国完整”[J].中山大学学报，1998（3）.
[8][28][30]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7，212-215，220.
[9][16]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45，367.
[10][36]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7，Vol.1[M].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264-265，319.
[11][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 42-45.
[12]叶伯华，陈英吴.世界现代史简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83.
[13]叶伯华，杨成竹.现代国际关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31.
[14]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0: 107.
[15]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32.
[17]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3-25.
[18][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卷）[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861.
[19]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76.
[20]徐国琦.巴黎和会前后中国知识界与美国外交政策[J].历史教学，1989（10）.
[21]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M]//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
[22]瞿秋白.欧洲大战与国民自决[M]//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
[23]刘梦翟.太平洋会议与中国[J].学林，第1卷第2期.
[24]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M]//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 397.
[25][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84-285.
[27][37][美]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M].上海：三联书店，2013: 300，821.
[3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2: 210-211.
[32][35]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80，80.
[34]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7.
[38]RUSSELL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M]. New York：1952: 339.
[39]齐世荣.论1917年底至1918年初真假和平的斗争[J].世界历史，1982（1—2）.
[40]RUSSELL H. FIFIELD. Secretary Hughes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23,August 8, 1954: 375.
[41][42]天津历史博物馆.秘笈录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40，330.
[43]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J].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
[44]李兆祥.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45.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385（2019）03-0073-07
收稿日期： 2019-05-04
作者简介：
陈永祥，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龚盼，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标签：华盛顿会议论文; “英美派”外交官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