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儒学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均以批判、修正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端和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为立足点，分别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视角消解现代性；这两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接和联姻在客观上阻碍着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生成，必须从总体上拒绝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中国无法避开现代化而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加速现代化，而不是医治现代化过分发达导致的弊端。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冲突和裂变中，有两种思潮于90年代初的迅速兴起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不是彼此孤立地兴起的文化思潮，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非常接近的价值追求，二者在文化精神的层面上完全可能出现直接的对接和奇特的联姻，这将从根本上消解以人的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化文化精神，从而阻滞中国现代化进展。
一、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旨
现代新儒学作为继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并非近年才出现的思潮，它于70年前已经开始生成，而且一直没有中断。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现代新儒学这一于70年前就产生于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潮，在过去几十年间却主要流传于海外华人学者之中。随着当代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现代新儒学重新切入大陆，并在90年代形成“国学热”或“儒学热”的现象。
实际上，近几年，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主要不是海外新儒学代表人物的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以及大陆一些学者对这些文献的学理研究，而是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引发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具体表现是，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开始从自己原来明确倡导的以科学、民主和人之主体性为宗旨的现代文化立场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90年代初创刊的《东方》、《原道》杂志，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明确价值取向，加大了这一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一般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和把握这种文化价值取向。
第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或现代工业文明的总体适应问题，即是说，在总体上，现代新儒学充分肯定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及西方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价值，并努力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这一现代化的契合与一致。除梁漱溟外，绝大多数新儒学思想家都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民主所代表的现代化，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熊十力、冯友兰等人致力于新外王学，熊十力曾着力阐发传统儒学中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因素。牟宗三虽然承认无法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引出科学和民主，但他提出了“道德良知自我坎陷”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道德良知的自我否定而自觉地从“无轨”转为“有轨”，即转出知性主体，从而为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提供内在根据。当代一些新儒学代表人物继续坚持了这一思路。例如，杜维明认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把东亚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完全归因于儒家伦理，但是，这一地区的成功印证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契合性与适应性。由此，他对儒学的重要价值表现出充足的信念，认为“见到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儒家伦理又一次发挥了哲学再建设的焦点的作用”。
第二，目前在“国学热”中产生的另一重要价值取向与上述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它关注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如何转化出支撑科学和民主的因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工业文明本身弊端的医治作用。许多新儒学思想家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立场，认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失衡、人的异化和物化，导致道德体系的崩溃、社会结构的解体、生态环境的破坏、心理平衡的打破等负面现象；在这种条件下，应当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西方的技术理性和主体精神，从而医治工业文明的弊端。这种见解时下不难看见，我们可以引证一段较为典型的论述：“儒学，特别是它的形上本体论及生死观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它可以扩阔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并批判其负面，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家的精神对21世纪社会和人生负面的治疗和拯救，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1〕实际上， 如果我们重温一下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就会发现，上述见解并非今人之首创。
用中国传统文化医治西方工业文明之弊端的见解再向前推进一步，便是现代新儒学及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最大的文化价值追求，即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复兴。有的学者断言，任何文明都不能千秋万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复兴的转机就在21世纪。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将要在21世纪得到发扬光大。理由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正好与当代科学已经开始发生自我超越（或范式性革命）以后的新观念暗合或者相通。”〔2〕时下，这一文化信念似乎呈加强的趋势。
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导向
差不多在现代新儒学从海外复归大陆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切入中国学术界。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在70～80年代取得很大声势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首尾统一的一种理论学说，而是由众多观点各异的思想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倡导的一种否定性文化思潮。但是，无论这些理论家的具体观点和见解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致力于对发达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的激进否定和批判，他们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主义）的激进否定和对立面而出现的。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否定物，于90年代被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所捕捉并引入中国文化争论之中，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我们不去对后现代主义的具体理论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与批评，而主要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于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精神导向。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激进否定现代性的结论。可以断言，如何分析与修正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是身处20世纪的现代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工业文明主导精神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理性启蒙精神，它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而确证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这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在相当长时间内支撑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20世纪，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并没有达到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和人的解放的宗旨，而是导致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破坏和人际交往关系的异化。面对这一困境，许多思想家也像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样，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所不同的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想家批判现代世界的物化和异化，其宗旨是为了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认为，正是启蒙理性对人之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才导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消解启蒙理性所建立的外在世界的结构的同时，也消解人之主体性。德里达是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固守一种逻辑中心主义，它设定世界存在一种深层的、供认识去追寻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而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放弃对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真理的追求，并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达到主体性的自我解构，从而将世界变成一个没有价值深度的平面。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敏感而在某种意义上走向后现代主义。
中国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认同，除了出于修正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思考，还与中国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大众文化所呈现的某种类似后现代性的平面文化特征有直接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建构中，由于商品化浪潮和功利心态的引导，大众文化主要以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为主要内涵，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引导下自律地、多元地流动，呈现出一种贴进生活原生态的平面文化特征。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一些文学知识分子主动撤离了80年代中期所普遍坚持的以人之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立场，自觉地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与大众平面文化认同。池莉的《烦恼的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谌容的《懒得离婚》，苏童的《离婚指南》等等，以零度情感冷静地描绘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原生态。这里没有超越，没有主体性的冲动，相反，“混拜”、“凑合着过”成为这些作者高扬的旗帜。显而易见，大众文化的这些平面化特征或“类似后现代性”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切入中国提供了条件。
相比之下，在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中，对西方现代性的拒斥最为彻底者当数“后殖民文化批评”，这一文化立场从拒斥中国文化所受的“后殖民文化统治”出发，意欲通过拒斥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而争取中国文化的地位。美籍阿拉伯学者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于9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正是在这部著作中，赛义德把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的理论用于分析自殖民时代以来的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并认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西方人所建构的一套关于东方的认知与知识系统，在这套话语系统中，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的权力话语之下，成为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一个不会表达自己因而只能由西方来替他表达的对象。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马上引起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认为，在由话语／权力等级体系构成的世界文化圈中，中国文化作为第三世界的边缘话语，正受到霸占着中心地位的西方话语的“后殖民文化统治”。有的学者毫不含糊地指出：“80年代的‘文化热’又一次证明帝国霸权主义的耐力，比如《河殇》就带有明显的帝国情结。更不用说目前帝国霸权主义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在大陆的渗透。”〔3〕由此， “后殖民文化批评”者强调中国民族文化的创造权与地位，从而以一个特殊视角，强化了中国学术界从后现代主义立场拒斥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文化倾向。
三、前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对接及其后果
现代新儒学所固守的儒学文化精神无论如何限定，在本质上都是农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即前现代文化精神，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后现代文化精神，二者在文明发展时代上有巨大的时差。那么，为什么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会在90年代的中国同时出现，并成为文化冲突中颇有影响的思潮？进而，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给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后果？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加以理解：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得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精神可以分别取得某种存在的根据，而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相似的或相近的文化价值取向使二者可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存，甚至对接或形成奇特的联姻。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原本应以历时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在当代中国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由此，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各种文化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相互冲突、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
中国现代化的这一特殊历史定位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使得以新儒学为代表的前现代的文化精神和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存，而且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对接或联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潮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例如，尽管二者所处的时代方位不同，但它们均以批判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为立足点；它们均认为，现代工业弊端起源于以人之主体性为核心的启蒙理性的价值误导，均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应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人之主体性过分膨胀的问题，主张某种以人与自然相同一为核心的平面文化模式。正是基于这些共同点，西方某些具有后现代主义情趣的理论家对中国儒学的“天人合一”境界感兴趣，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则自觉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相通和契合之处。
在揭示了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奇特关联之后，我们就很容易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质言之，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对接和联姻所导致的最大后果便是消解并导致现代文化精神的缺失。可以从两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使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矛盾在现代化初始就过早地展开，使统一的现代化文化精神无法确立。从历史上看，在西方社会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互一致，构成了以理性至上、人性至善、人的自由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支撑着工业文明以极强的内驱力向前发展。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伊始就出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矛盾，使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尚未取得主导地位就已经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当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强调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和它对人的本质力量积极确证的时候，另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则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的异化等负面作用，从而对技术理性持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和拒斥态度。应当承认，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之间的矛盾过早地展开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技术理性过分发达所带来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分裂，但是，这也的确存在着干扰或延缓现代化进程的危险。
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历史定位及其文化冲突中出现的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接与联姻，在消解现代文化精神的同时，可能使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价值取向或发展尺度上的时代错误。不可否认，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很早就通过直观的方式比较深刻地体悟到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精神，这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相分裂、人与人相异化的困境确实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强调只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体悟，它根本无法与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是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发达状态。因此，当现代新儒学试图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建构起现代工业文明，或者当人们把后工业文化精神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相对接或联姻时，其结果将导致中国现代化“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从而断送现代化的前程。
这里，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价值学判断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将向何处去？
儒家文化所代表的前现代文化精神所塑造的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行为模式，它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创造本性格格不入，这正是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阻碍。同时，后现代文化精神在目前中国社会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中国迄今尚未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的生存方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的转型，在这种条件下去消解主体性、解构自我，绝不可能使人直接进入到后工业文明的建立在人与自然分化基础之上的和谐的生存状态，相反，它只能使人回到传统的、未分化的和自在的生存状态之中。因此，在目前，必须把以人之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作为中国主导性文化精神。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儒家文化对建构工业文明的意义，也不可过早地张扬后现代主义，相反，应看到这两种文化精神对现代文化的阻滞作用。发展的紧迫性不允许中华民族再用道德尺度的固执和浪漫情调，企图超历史阶段去扬弃工业文明的一切弊端而享受它的一切优秀成果，并直接进入后工业文明。我们可以利用当代世界整体化的特征而缩短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却不可根本超越它。否则，我们只能在前工业文明中原地踏步。
总之，我们并不否认在学理上探讨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必要性，并不否认这两种学说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具有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从总体上接受和高扬这两种精神，不能坐视它们对中国现代化文化精神的消解。
注释：
〔1〕郭齐勇：《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2〕李慎之：《中国哲学与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1992年8月号。
〔3〕钱俊：《谈萨伊德谈文化》，《读书》，199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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