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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它仅仅是一条路，路旁有几棵树，还有几间厂房；今天，这是一个它打一声喷嚏，全国都要感冒的地方。华强北路位于深圳福田区，有商家2万多户，从业人员20余万人，日均人流量达40万到5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中国市场一年消耗上亿部手机，其中的30％就来自华强北商圈。
华强北商圈的声名早不仅限深圳，也不限于中国，它的影响力辐射远在巴基斯坦、印度、迪拜、欧洲的电子市场。华强北掌控着全球消费类电子产业链中资源配置的相当份额，它成为全球电子元器件的集散地，为山寨手机的崛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SZ”既是“山寨”的拼音简称，也是“深圳”的拼音简称。事实上，在很多业界人士看来，深圳与“山寨”紧密相连，走私、高仿等灰色运作已经深入华强北的产业基因。至今为人诟病的山寨机，其雏形就是高仿产品。
华强北，曾经圆了许多人的淘金梦，如今却成了大批淘金客不得不说再见的地方。这里一个个蜂巢般拥挤零乱的档口，几年来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千万富翁，但昔日辉煌不再了。记者上周走访华强北发现，宝华大厦、华强电子世界等卖场内均有不少铺位招租，生意较火的赛格广场二楼也贴满了合同期满退铺的公告。曾在华强北淘金的赵建亮（化名）说：“以前一个摊位转让费就得十几万，现在不收转让费，还没人要。”华强北一铺难求的局面已经远去。
“现在华强北做手机的公司平均每天都会倒闭一家，据说50％以上的公司都是在亏损状态下经营。”在赛博数码广场卖了两年手机的陈先生认为，山寨机已经进入了绝境。以前一部手机利润少说也有上百元，现在只有10元左右，批发的话每部只能赚5块钱，连个盒饭都买不起。
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山寨大本营，未来何去何从？
华强北弃“寨”求生
几乎不需要任何研发和技术积累，仅抄袭成熟产品的运作模式，以最低的成本投入切入市场，快速获利的，是山寨；把国外手机正规军拉下神坛，拆掉了手机行业高科技的产业围墙的，是山寨；让人们在中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能买到最便宜的手机，让穷人也能拥有一部外形很靓、功能很全的“智能手机”的，也是山寨。
在这个看似拥挤，却拥有最完善手机制造配套的商圈，大至主板、外壳，小到螺丝、标签，在华强北转一圈一部手机就出来了，没有一个地方产业成熟、完善度能超过这里。
昔日的山寨天堂
从湖南农村老家来闯深圳的赵建亮手里已经有三家公司，提起五六年前山寨手机的辉煌时代仍不免感慨万千。与华强北的许多淘金人一样，他当年只身来深圳辛苦打工，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之后自立门户。赵建亮坦承自己运气比较好，一“单飞”就进入了赚钱较快的山寨机这一行。
“生意最好做的时候是2006年前后，一部成本仅几十元的手机可以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赵建亮说，一天光零售也能赚几千元。那时候大家都很忙，忙着抢货、卖货，还忙着数钱。
几十元能买到一部号称高科技的手机？在华强北这不是神话，而是随处可见的行业常识。低价正是山寨手机的杀手锏。同正规品牌手机相比，山寨机在压缩成本方面堪称绝伦，不必依法纳税，无需研发费用，省了品牌推广，不需入网检测，没有售后服务，把能省的都省了。比如你问一款iPhone 4的价格，柜台小姐会问你要什么版本，她们可以提供美版、港版或者东南亚版，价格在4000—4400元不等，另外还有国产的山寨版，价格更具诱惑力，从200元到1000多元都有交易。据业内人士介绍，售价200多元的只是仿了外形，成本只有几十元；而售价1000多元的据说能以假乱真，成本也仅需200元左右。
最初涉足山寨手机生产的多是从著名大企业出身的研发和管理人员，他们租着华强北某栋电子大厦里某个不起眼的房间，但串联起了山寨手机从方案设计、ID设计、模具开发、采购、组装等整条产业链，使手机制造整合的门槛大大降低。据一家在业内比较有名的台湾手机彩屏生产厂商的研发人员李明（化名）介绍，一款手机从立项、修改、测试，再到招商、开模、交货最短时只需一个半月时间，但是正规手机从研发到上市，一般要1年左右时间。
在这一行里，时间就是金钱。
凭着低价和更新速度快的优势，山寨手机很快抢占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手机市场的实际销售规模达到约2.08亿台，比上年增长34％。其中，品牌行货的销售是1.06亿台，也就是说，其余1.02亿台为山寨手机或水货，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在之前几年，这个份额更大。这让不少被山寨手机打得喘不过气来的正规手机厂商咬牙切齿。
备受争议的“山寨法则”
山寨最被人抨击之处在于缺乏创新能力，只会抄袭和模仿，但山寨机生产商们认为山寨是极具创新意识的，能把消费者想要的功能全部实现，比如一些小批量生产的卡通形象的女士手机和儿童手机、法拉利赛车型的手机，还有为信佛的人设计的佛光手机。这是大的品牌厂商无法做到的。
正如华为在一份对山寨机的研究报告中所说：“山寨机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即使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存在即合理，山寨的发展速度让人咋舌。据称，当初整个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厂商至少有数百家，高峰时期上万家都有可能，但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因为不管是生产商还是销售终端的档口，基本都不注册的，没有执照，自己随便起了个名字，方便客户，也方便避税，公司倒闭了随时走人。
赵先生谈起一位在赛格广场开店铺的熟人，往台湾发了一单劣质货后退了原来的档口，在不远处又租了一个档口另起炉灶，在台湾客户回来找原来的档口兴师问罪时，堂而皇之地过去打抱不平。而这样的行为，在山寨横行的华强北，不仅不会成为人人谴责的过街老鼠，反而成为令同行赞叹并争相效仿的生存智慧，“商品离开柜台后概不负责，有钱不赚过期不候”这就是“山寨法则”之一。正是这样的商家，让山寨机成为劣质与无售后保障的代名词。
“在这里大家考虑的是如何赚快钱，很少有人想过要做一家百年老店。”赵先生引用了一句老商家的话，山寨似乎已是华强北的基因。这里一个个蜂巢般拥挤零乱的档口，几年来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千万富翁。但是，彼时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靠山寨起家的赵建亮目前拥有的三家公司没有一家是做山寨手机的。
门庭冷落空铺遍地
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台，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增长趋势明显放缓。目前华强北85％以上的山寨机都销往国外：在中国用户中的市场占有率，只有顶峰时期的一半左右。
与那些头脑发热跟风进入山寨机市场的同行不同，赵建亮自认为是个比较清醒谨慎的人，他经常关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行业动态。2008年金融危机刚开始，他就意识到山寨手机大势已去。于是他用几年来赚到的资金和积累的人脉，转做了电子元器件生意，代理出售多个厂家的电子产品，还拿到几种产品的地区总代，过上了不必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国家大力投入基建，他又靠在测点领域的“关系”做起了测量仪器仪表的生意，目前这是他赚钱的主力领域。
今天的华强北印证了赵建亮的预测。记者走访华强北时发现，那里的客流并不如传说中的那样摩肩接踵，宝华大厦、华强电子世界等卖场内均有不少铺位招租，许多位置较好的档口空置。即便是生意较火的赛格广场内，二楼的服务中心公示栏上也贴满了合同期满退铺的公告。
记者从负责赛格广场6、7、8层快递业务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现在每天需处理的快递也就几百件。而广场外的多个快递收货点更是乏人问津，相邻的五六个守摊人员凑到一起悠闲地打起了牌。
记者以想租赁手机档口为由前往华强电子世界招商处了解租金情况，从每层楼的档口出租图示上可以看到，每层楼有1000左右间大小不一的档口，二楼的摄影器材和电子产品区空置率约有三分之一，四楼的手机专区也有五分之一未出租。据工作人员介绍，租金按位置和面积分五个档次，最便宜的一个角落里2平方米的档口月租1512元，而位于楼梯口的一个60多平方米的档口的月租要12000多元。使用面积只有一半，因此平均下来每平方米租金从1500元至四五千元不等。工作人员还暗示，这里要比赛格广场便宜一些。
赵建亮介绍，这比抢手时期的铺租（每平方米少则两三千元，多则六七千元）便宜多了。再加上地铁在建工程，影响了交通便利，“以前一个摊位转让费就得十几万，现在不收转让费，还没人要。”可见，华强北一铺难求的局面已经远去。
内忧外患双双夹击
华强北今日的冷清局面还得归咎于山寨本身。在2G时代让山寨大行其道的联发科在3G时代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至今也没有推出一款真正质优价廉的3G芯片。3G芯片的价格居高不下，山寨机最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
随着国内3G市场启动，智能手机采取“终端+软件+应用”的商业模式，把山寨所依赖的外形和功能优势彻底颠覆。同时，曾被山寨机抢去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品牌厂商也转换思路，在占领智能手机阵脚时推出针对中低消费人群的低端产品，压低产品价格，甚至与运营商联手推出捆绑话费的“零元手机”，迅速收复了一部分失地。
国外市场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曾在中兴通讯法国分公司工作过的一名市场部人士告诉记者，这几年中兴和华为在欧洲、非洲等国家大肆扩张，为了占领市场，往往在当地免费兴建网络，并绑定手机，互相大打价格战。相比无品牌或杂牌无售后服务的山寨机，老外们更愿意选择网络好有保障的中兴或华为签约机。近两年来，即使在非洲，山寨机在当地已经不如以前受欢迎了。
在智能手机兴起和低端市场价格战的双重挤压下，加上行业内厂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山寨手机厂商已经告别暴利时代，进入行业整合期，不少商家缩减经营规模或结束营业。
“现在华强北做手机的公司平均每天都会倒闭一家，据说50％以上的公司都是在亏损状态下经营。”在赛博数码广场卖了两年手机的陈先生认为，山寨机已经进入了绝境。以前一部手机利润少说也有上百元，现在只有10元左右，批发的话每部只能赚5块钱，连个盒饭都买不起。
不仅如此，从2010年11月开始，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各地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即“双打”），深圳制定了为期6个月的专项行动方案，华强北是双打的重中之重。老板们不仅要担心手上的货卖不动，还要担心工商部门的突击检查。因此，虽然上游配件市场，如主芯片、主板、显示屏等物料价格也在迅速下降，有的降幅甚至达到30％，但华强北手机市场的老板们还是觉得赚不到钱了。
近几个月以来，相关部门对华强北的“双打”愈发严厉。记者走访华强北时看到很多卖场内外挂满了“保护知识产权”、“提高深圳质量”等横幅。某日午时，华强北桑达雅苑旁的过路人被突然从天而降的930多部手机惊得目瞪口呆，原来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的工作人员查处一无证手机作坊时屋内人员毁灭证据的行为。据记者了解，“双打”已导致华强北电子市场2000余商户退出市场。
销售终端的困境直接影响到上游生产商，以往对手机生产厂商来说，6、7、8月份就是淡季，8月份后订单会陆续增加为春节时备货，但今年看不到这个迹象。一些厂家不得已给工人放长假。
原材料价格上涨，银根紧缩，贷款困难，几重大山压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每一环都无法幸免。“资金出现问题时，上游供应商会召集大家开个会，通知货款迟些时间支付，大一点的公司还能撑一段时间，小公司根本经不起拖款，货款收不来银行贷不到款，民间的高利贷又不敢借，所有经营活动不得不中止。”陈先生及时收手，在今年3月份合同到期后离开了深圳回到江西老家，“在钱还没赔完时回老家做点小生意”。
“山寨大本营”何去何从
在种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欠下大量供应商货款，负债跑路在华强北成了家常便饭。这也反映了大部分山寨厂商的心态：捞一把走人。但也有少数眼光长远者，他们“改邪归正”，给手机办了牌照入了网，并注册商标，“山寨并不是最终出路，总有一天要走上正轨，否则早晚被淘汰”。
没有跑路也不想品牌化的商家，坚持走山寨路线，“严打”来了，他们就退掉临街电子广场内的档口，辞退雇用的员工，到华强路后面的写字楼或出租房里继续他们的生意。那里能节省不少租金和用工费，压缩了成本，又有固定的老客户，盈利暂时得以保持。
但目前普通山寨机的薄利迫使大部分生产商和终端销售商不得不思考出路，要么转行，那需要从头开始的勇气和各方面的积累。其中一些人仍在山寨圈中游走，苹果等智能手机的流行挤压了山寨手机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契机，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开始铤而走险，从事一比一的高仿机的生产。
仿制智能手机，生产流行的智能手机配件成了代价最低的转型。但同时高仿意味着高风险，一旦被抓就是判刑和巨额罚款，但市场形势如此，在冒险和亏损之间，很多人都选择了冒险。
国内的日子难熬，海外市场暂时尚可撑一段时日。但是业内人士提醒“出海”的山寨机厂商，如果继续得过且过，不走品牌之路、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售后，在国内市场的一幕在未来很可能再一次上演，到那时可能连退路都没有了。
据粗略统计，这个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山寨大本营，营业额早已超过千亿，仅就业人员就有20余万。而其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所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是无法统计。其实，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一些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山寨厂商也意欲“从良”。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山寨的命运往往不受自己掌控，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模式变迁以及联发科这样的芯片集成商的进化速度，都可能让它死于非命。
但一些已经“改邪归正”的山寨也证明了山寨厂商可以走品牌化道路，而且可以走得很好。在国内手机厂商中，目前活得比较好的并不是波导、夏新这些老牌企业，而是从山寨行业转变过来的一些品牌，如天语、金立，都已经在特定消费群体中深入人心。再往前追溯，19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消费电子业中也流行过“山寨”，其中崛起了一些目前品牌知名度相当高的企业，比如华硕和宏碁。
另有为数众多的业界人士从全局的角度考量华强北转型之路，他们认为，华强北既有的产业形态有着特定的历史和产业沉淀背景，整体“漂白”可能性和必要性均不大。“华强北的‘再造’在华强北之外。”一位深圳学者认为，如何利用华强北的产业配套优势，才是深圳乃至全国电子产业应需着力考量的方向。
值得全社会深思的是，在创业板退出后，深圳的IPO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电子制造业相关。“这些企业虽不在华强北，但其上下游配套产业均与华强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深圳学者认为，如何利用华强北的资源配套优势提携周边产业，应是各方努力的重点。
另一个动因则来自资本层面的推动。“华强北的一个本质是，过往中国重产业资本而轻金融资本历史的一个写照。”他还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追逐短期利益无可厚非，但如果资本有着更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和模式，“投机性”行为将逐步弱化。华强北监管缺失的后遗症
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就是冒险家的乐园，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冒险提供了适生的土壤。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发的特区，那华强北算是特区中的“特区”。对于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华强北山寨产业，深圳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态度颇为微妙。
实际上，地方监管部门在如何对待“华强北”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与之相关的产业后遗症是华强北成就了深圳、全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制造业，而自身除了造就“投机者”式的富豪外，并未造成真正具有品牌和技术沉淀的企业，这成了华强北的一大遗憾。
回顾华强北发迹初期，是中国电子制造业重依赖进口、供应极其匮乏的1990年代初。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管制，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元器件的供应严格按照计划配额。通过计划外的途径搞到更多的上游元器件，不仅意味着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还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逐利的本能在华强北膨胀，赛格电子元件配套交易市场悄然成立，市场异常火爆。
在国家对电子配套元器件采取严格的配给管制下，赛格电子配件交易市场的货品来源监管部门不会不知道，虽然“来路不正”，但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国内电子制造业的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税收，于是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华强北足够的“宽容”。这让华强北的基因从一开始就游离在体制边缘。在相对“宽容”的监管政策下，华强北开始野蛮成长。在赛格之后，华强电子世界、都会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商城等电子交易市场相继成立，其交易品种由最初单一的电子元器件发展到主板、电脑整机、手机等消费类产品。华强北在中国电子产品交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在市场规律的另一面，趋近垄断的产业供需地位，亦让华强北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路径上，无所不用其极——投机倒把在华强北盛行一时。由于华强北控制了国内乃至全球相当一部分元器件的供应，大量资金能够涌入华强北囤货炒货。但该反思的究竟是华强北，还是当时那个“体制”？恐怕没有标准答案。
近几年华强北山寨产业的庞大，让全球电子市场都不可忽视其存在的价值。华强北及其周边所谓山寨产业的从业者保守估计至少20万以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事实上华强北的山寨产业已经大到不能倒的地步了，所以政府处于“两难”地步。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清理过这个市场。2008年前后，媒体曾掀起一股揭露山寨产业黑幕的报道热潮。舆论压力之下，深圳市副市长亲自带队，到华强北“清场”。此后每逢“3·15”，都要检查一遍。但这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基本有走过场之嫌，从事手机研发的李明告诉记者：“每次来查之前都会提前接到通知，把仿造的山寨机撤下柜台就可以了。有些全卖山寨机的档口会暂时搬到附近的酒店或自己的出租屋内避一下风头，过几天再回来，一切照旧。”李明认为，这么大的产业，又是纳税大户，怎么可能真管，山寨垮了华强北就垮了，深圳也基本垮了。
深圳市政府也曾试图规范这个市场。2009年“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发创新的路径”，有支持侵权行为之嫌，一度引发争议。经过数轮讨论，在最后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山寨”一词被换成了模棱两可的“初级创新产品”。而“走模仿开发创新路径”也被改成了“提升品牌，自主研发”。
从一定程度上讲，外部的监管已无力撼动这个庞大的产业，除非堡垒的内部出现突破口。智能手机和品牌低端机的冲击让这个突破口开始显现，借此契机规范山寨产业，促其转型升级也许正是业内外都需要努力的方向。
“何去何从？这关乎新的时代华强北是否会被抛弃。”华强北商会会长黄建跃发出了这样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