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归》与竟陵派的诗论纲领

《诗归》与竟陵派的诗论纲领

陈敏[1]2000年在《《诗归》与竟陵派的诗论纲领》文中研究表明《诗归》是竟陵派领袖人物——钟惺、谭元春继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和中叶李攀龙《唐诗选》后编选的一部独立特行的诗歌选集,是对竟陵派诗歌创作的标识,代表明末天启、崇祯朝文坛主流诗派的风格。本文以《诗归》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篇进行阐述。 上篇主要是对《诗归》基本情况的概述,包括三大问题。第一是介绍《诗归》的编选者—钟惺、谭元春,通过对两位评选者生平事迹的了解,藉此看出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对《诗归》编选宗旨及选诗风格的影响;并分析《诗归》出现的原因,即它是钟、谭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它是竟陵派诗学思想的传播工具;反映了钟、谭坎坷的政治命运;使其理论更形象,更具体,更易于为人接受,是中国诗学的特有表达方式。第二,针对《唐诗品汇》和《唐诗选》,总结出《诗归》的特点:新颖性和独特性;并从编纂者的文学思想、诗歌选择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介绍《诗归》在明清两代的流播与接受;《诗归》产生之际,曾博得与《诗经》,《三都赋》“洛阳纸贵“同等的评价。随着明清社会思潮的转变,遭到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的批评。但《诗归》终是一部“瑕不掩瑜,失不掩得”的选本,它跌宕起伏的命运为我们研究竟陵派提供丰富的资料。 下篇主要论述《诗归》对竟陵派理论、创作及文学地位的影响,也分为三大问题进行阐述。第一,《诗归》是对竟陵派诗论的形象化图解,阐述竟陵派“幽深孤峭“的理论。竟陵派上承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论,又针对其弊端,进行矫正。“求古人真诗”,得古人真精神,是其核心。并鉴于公安派的浅率鄙俚,提出求“厚”的观点,诗不仅要表达灵气飞动的一已之性情,还应含蓄蕴藉,内涵丰富。钟、谭选评唐及以前的古人诗以作成《诗归》,作为学习规模的对象,是其文学继承观和发展观的体现。从文学的继承,尤其是《三百篇》的不同阐释,钟惺提出“诗为活物”,并在《诗归》的点评中客观地实践了这一理论,它也是性灵说的一种表现。第二,《诗归》标举了竟陵派“幽深孤峭”的诗风。《诗归》以“幽深孤峭”推开了竟陵派诗风,并以其作为选诗标准,影响到其后继者的诗歌创作,和明七子共同占据了文坛的主流。第三,《诗归》确立竟 陵派在诗史上的地位。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诗坛的又一面旗帜,在其下 聚集了大批诗人,并取公安派地位而代之,成为晚明与复古派分坛对垒的 文学流派。 《诗归》是竟陵派的理论纲领,是其流派形成的重要因素,是晚明 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诗歌选本。

刘宇[2]2012年在《晚明竟陵派诗歌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竟陵派兴起和盛行于明朝万历后期、天启、崇祯前期,是明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朝社会的文坛,复古与启新的斗争一直在持续。万历时期的诗论,主要包括七子派、公安派和竟陵派。七子派的复古注重的是诗歌形式上的复古,强调诗歌的格律,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忽视了诗歌内容上的复古和诗人主体创作的能动性。七子末流模拟抄袭古人,创作上过分拘泥于格律忽视了诗歌内容的创新。继七子之后的公安派提出了“性灵说”,希望通过从师古向师心、从格调向性灵的转变,以纠救后七子之弊。但是公安派末流才疏学浅,片面强调抒写性灵,没有足够的才能作为依托,“独抒性灵”变成了俚俗无文。竟陵派为了矫正七子派与公安派末流的弊端,提出了师古与师心、格调与性灵融合的主张,试图对明代诗论进行矫正与创新,为明诗的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竟陵派的诗歌理论主张,本文归纳为四点,即:“变”,“真”,“幽”,“厚”。“变”,是说竟陵派主张诗歌新变,反对七子派泥古和公安派的俚俗无文,在诗歌的欣赏与评价上,钟惺和谭元春提出了“诗为活物”的观点,《诗归》的选诗和评价标准具有独特性。“真”,是指竟陵派继承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主张,重视诗歌的情感性,但是不同于公安派的重视现世与割裂诗歌传统,竟陵派主张向古人古诗中寻找真精神,把目光转向了古人;重视诗人个体创作的独立性和诗人品格的修养,反对七子忽视诗人创作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诗为清物”的观点。“幽”,指的是诗人的幽情和诗人身外的幽景,诗人内心的幽情单绪只能是在远离尘嚣的幽景中去寻找去感受。“厚”,是指诗歌创作向学习古人古诗回归,学习古诗的温柔敦厚朴润圆融,竟陵派认为“厚”是救治时弊的一剂良药,“灵”而“厚”是实现“第求古人真诗”的理想途径。竟陵派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师心与师古的结合,是“灵”而“厚”的辩证统一。

薛佳惠[3]2018年在《《诗归》疑误辨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万历四十五年出版的由钟惺、谭元春所编选的古诗选集《诗归》,一经问世即引起热烈反响,但也受到学界的激烈批判。故本文通过对《诗归》古诗字句、作者、题目与连篇之诗的拆分情况这几方面作校勘工作。在前人的校勘成果上,通过与诗人别集、选集作对校,尽可能全面地找出异文,发现《诗归》讹误;并在现有能力基础上,在部分异文下加入按语,谨慎地作出判断。经本文校勘,发现《诗归》疑误共399条,包括诗文疑误249条,作者疑误13条,题目疑误84条,连篇之诗拆分53条。其中诗文疑误类以字形、字音、字义相近而讹占大多数;脱文5条,包括脱诗文3条,脱序言2条;倒文15条;诗文倒14条,序言倒1条;衍文1条。本文结合以上校勘成果,对《诗归》疑误原因作如下总结,并举例说明。包括主观致误与客观致误两方面。主观致误是《诗归》遭人诟病的一个重大原因,这是由于钟、谭二人为使著录诗歌符合其诗学主张或审美标准,而刻意对诗文内容作选择或改动,甚至可以说是有心致误。《诗归》存在大量字形相近而讹的例子,这种讹误并非出于钟、谭二人的恶意篡改,而是客观致误。最后通过对校勘工作的总结,分析《诗归》讹误原因,探讨《诗归》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诗归》与竟陵派的诗论纲领[D]. 陈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晚明竟陵派诗歌理论研究[D]. 刘宇. 齐齐哈尔大学. 2012

[3]. 《诗归》疑误辨析[D]. 薛佳惠. 河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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