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大潮的开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大潮论文,开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政治动乱局面，但“两个凡是”又为指导思想的根本性转变设置了新的障碍。大难之后的思想政治战线面临着十分艰巨而紧迫的形势，突出表现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坚持教条主义、偶像崇拜错误的尖锐对立。解放思想、摆脱禁锢、冲破束缚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发起的，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主要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纪元。
一、从转变高级干部思想入手，进而推动全党思想解放
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必须以全党思想，尤其是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解决和统一为基础。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把思想教育“主要与首先的对象”定为高中两级干部，提出：“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注：《毛泽东年谱》中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5页。），“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下级干部进步就快了”（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3页。）。作为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洗礼，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左”倾错误迫害，饱尝“左”倾错误恶果，劫后余生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揭开了全党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序幕。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李先念即几次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要求。胡耀邦也托人转告华国锋和叶剑英，要求停止批邓，平反冤案，狠抓生产。1977年3月，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突破禁区，提议恢复邓小平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党内健康力量抵制、反对“两个凡是”的有力信号。4月10日， 尚未复出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间接表示了对“两个凡是”的异议。该信在叶剑英、李先念促使下于5月3日转发全党。此后，他凭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几次告诫前来探望的中央负责同志：“‘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8页。），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原则问题和严肃的政治问题。从而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种。
在邓小平大力倡导推动下，从1977年9月至12月，叶剑英、陈云、 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纷纷撰文或讲话，支持对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批判，一举打破了多年来思想政治战线迷信盛行、思想僵化、鸦雀无声的沉闷气氛。
与此同时，胡耀邦以中共中央党校为基地，重点开展对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1977年3月， 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后，根据党校所具有的高层次理论教学科研和高层次教学对象的特点，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提高全党高级干部思想水平作为党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把学风建设放在首位，提出了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批判各种错误思想，针对多年来被搞乱的思想认识，有选择有重点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争取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 同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 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要求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场所。
为尽快把党校理论教学研究从“左”倾错误和僵化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胡耀邦为学校规定了自学为主、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并于1977年底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研究党史的原则，鼓励在教学研究中完整准确地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胆探索，同时宣布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的“四不”方针，为思想解放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他支持推动下，党校政治学术气氛空前活跃，并在恢复党的干部路线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等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时间，党校成为全党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和前奏，及时为处于激烈思想交锋中的各条战线输送了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质的中坚力量。在中央党校的示范带动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校和各级地方党校也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培训和轮训的方式，对广大干部进行真理标准的教育，承担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工作。
随着思想解放大潮进入攻坚阶段，当真理标准讨论受到“凡是派”百般阻挠压制的艰难时刻，邓小平再次挺身而出。一方面，他严肃批评中央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同志的错误做法；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另一方面，他直接召集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谈话，郑重要求他们不要对这场讨论设禁区、下禁令，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9月中旬，他出访回京途中， 沿路对东北三省负责同志宣讲思想路线问题，点名批评“两个凡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损害毛泽东思想，实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东北谈话有力加速了全国各地主要领导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直至1978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党政领导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均明确表示支持这场讨论。通过论战，不仅使一大批党的高中级干部逐渐认清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本质，最终与“凡是派”划清了界限，而且推动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在内的理论、政法、教育、科技、文化战线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逐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二、争夺思想理论教育阵地，发挥舆论宣传导向作用，为批判“左”倾错误提供思想武器
十年动乱结束后，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严重僵化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人封锁把持宣传思想战线主阵地的现状，一批新闻舆论界的有识之士，以巨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冲破重重禁区和阻挠，传播正确的理论观点。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道：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后，“我们曾经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注：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1页。）。不久，《人民日报》即组织发表了一批批判“左”倾错误的理论文章。同年9月5日、19日、28日，10月7日、9日，11月27日，《人民日报》连续刊登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罗瑞卿关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及胡耀邦主持起草关于恢复党的干部路线的文章，有力冲破了“凡是派”设置的道道封锁防线，为思想理论界吹来阵阵清风，启动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解放的艰巨历程。
1978年3月26日， 《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署名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尽管内容只有1000余字，而且刊登在第三版不显眼的位置，未能引起普遍重视，但却在中央级报刊最早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打响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第一炮。文章发表后，“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其中部分表示赞成这个观点，多数是提出问题，说明当时多数读者还不能理解和接受这个论点，所以后来又专门组织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注：汪子蒿：《何匡与〈人民日报〉理论版》，《百年潮》2000年第1期。）。
稍后不久，刚刚完成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学业，长期从事党报编辑工作的杨西光，奉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的调令，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与“凡是派”争夺《光明日报》这一重要的新闻舆论宣传阵地，以“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指当时中央舆论宣传阵地形成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积极支持参与思想解放；而《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坚持“两个凡是”的局面）（注：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续），《开放时代》1993年3—4月号。）。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与“两个凡是”展开猛烈的思想政治理论攻势的队伍中，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创办的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自始至终以其敏锐的思想、坚实的理论功底和锋利的笔调独树一帜，成为全党全国思想解放大潮中的领军者。《理论动态》于1977 年7月15日正式创刊后，即本着把被颠倒了的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宗旨和“联系实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决问题”的方针，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该刊从名称、性质、宗旨、刊期、选题、发送对象直至形式、修改、订稿均由胡耀邦精心设计和确定。由于在内容上注重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动态的密切结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文风，针砭时弊，敢说真话，破除迷信；在形式上五天一期，每期一文，短小精干，生动活泼，加之读者主要是各省市地司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直至中央及各部委负责人，因而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内部刊物的范围，受到学术理论界的关注，被胡耀邦称为“办了另外一所党校”。
为加强思想理论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把思想解放引向深入，胡耀邦还采取与宣传思想理论战线各部门协同合作的办法，将《理论动态》中的重要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新华社发表，使文章既避开“凡是派”的审查阻挠，又引人注目，影响超过一般性评论。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主持多家理论宣传单位共同协商、集思广益、确定选题、联合作战。《理论动态》编辑部实际上成为团结组织思想理论战线向“左”倾错误发起猛烈冲击的神经中枢，对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指挥部署作用。如创刊号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大胆向《人民日报》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发起挑战；第60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全国范围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通过《理论动态》这块阵地，还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战线培养造就了一批善于思考问题、勇于发表创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理论工作队伍。正因如此，《理论动态》“起到了和70年前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一样的团结中心作用，号角的作用，先锋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89年4 月27日。）。它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等多家新闻舆论传媒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为开创思想解放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和各省级报刊登载的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共有650余篇，特别是从1978年7月至10月，文章数量呈逐月递增（注：张润枝、 刘硕：《思想冰封的解冻——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波及全国的大讨论。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给予高度评价：“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64页。）
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战线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突破口，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恢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澄清这一问题，就不可能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从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实际上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决策者和指挥者。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条件下， 率先站出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认为：“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5页。）只有从认识论高度入手，把解决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和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才能真正实现思想解放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打碎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从多年教条主义、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3页。）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以及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共200 余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与会同志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畅所欲言，以实践为标准，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长达36天的广泛讨论，初步统一了思想认识。中央主要负责人承担了坚持“两个凡是”错误的责任，并进行了自我批评，至此，取得了与“凡是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这场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政治论文; 胡耀邦论文; 邓小平论文; 理论动态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解放军报论文; 时政论文; 两个凡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