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62年的党内争论——读《毛泽东传(1949—1976)》的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笔记论文,毛泽东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4)05－0055－15 对于从党的八大召开后到“文革”开始前的这十年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在总体上作了评价：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看作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①；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②的十年。对于这十年历史中各个要素的结构性关系，中央也有分析。学术界把这十年当作特殊时期来研究，百家争鸣，各有见识。有的党史研究者说，这十年的历史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③交织展开的历史。又有人认为，在这两种趋向中，毛泽东代表着“‘左’倾错误的发展趋向”，当时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特别是1959年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则代表“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二者泾渭分明。这样估计和判断是否正确、全面，考验着人们的分析能力。好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笔者注)于2003年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笔者读了这部纪实性很强的传记，觉得它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上述“两个发展趋向”。现仅就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1962年的争论，发表一些分析性意见，求教于党史界的同志们。 一、对1962年中央工作的回顾 为了说清楚这一年的党内争论，需要从1961年的“前联系”、1962年的“自联系”、1963年的“后联系”来说明这段历史的演进过程。 (一)作为其“前联系”的1961年 1961年1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毛泽东的失散著作——《调查工作》(出版时取其原名《反对本本主义》)，这部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主旨的著作失而复得，令毛泽东极为高兴。为适应当时应对严峻形势的需要，他提出：“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④，成为一个调查年，用正确政策扭转被动局面。 这种做法，在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毛传》所述：“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⑤。”“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的否定。”⑥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962年中央审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中。 (二)作为其“自联系”的1962年 1962年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中是具有转变性的一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除了年初新疆边民大规模越境外逃，年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粉碎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外，国内还先后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中央召开这次会议的初衷，是要查找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总结发生错误又努力克服错误的经验教训，澄清妨碍克服困难的错误观点和作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开会之初，先发了中央的书面报告稿，请与会同志提意见；后成立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完成书面报告稿的修改。1月27日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作了口头报告，对“大跃进”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反思，特别是说到造成1958年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起了不同情绪和不同意见。1月30日又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超越大会中关于是否存在分散主义的争论，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超越对各种错误的具体批评，论述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原理和认识路线。在这个高度上，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还超越单纯纠正建设速度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长期性。毛泽东的报告起了两大作用：第一，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经验教训；第二，在战略意义上提升了人们对党的事业的信心。 第二件大事：从1962年2月21日的“西楼会议”到8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前的党内讨论和争论。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分歧，首先体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本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书面报告的结论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只要抓紧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到1963年就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七千人大会结束不到半个月，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5月7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申西楼会议对形势的基本估计：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还说：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⑦而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人则认为，1961、1962年的形势在逐渐变好。 形势估计的差别导致政策取向的不同。1962年6月底，刘少奇听取从外地调查回来的田家英汇报时，觉得全国形势严峻，支持田家英把他的分田到户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完田家英的意见，提出了质疑。从这次谈话看，党内对于是否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意见分歧很大。从这次谈话到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一个半月时间，中央内部就形势问题和农业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争论。 第三件大事：1962年8月26日到9月23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开幕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⑧结果还是开了近一个月。笔者之所以把八届十中全会当作相对独立的大事，因为毛泽东把上述意见分歧看得很严重，将其上纲上线，从而在全会结束时较为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的意见经过有关部门整理，又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后，写入了全会公报。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和发展。 (三)作为“后联系”的1963年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工作问题，讨论和解决农业、商业、工业、计划、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等事项；另一个是阶级斗争问题，全会把在国家处于克服严重困难时期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党内的救难方案之争简单地看成是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吸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赞同刘少奇的建议，决定“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不过他同时强调“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⑨因此，八届十中全会后的1963、1964、1965年，各项工作正常展开，形势也出现好转。从1962年到1966年，粮食以平均每年增加260亿斤、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600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是恢复性生产，但增长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连年增产。⑩ 1963年的一件大事是开展包括城市“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农村“四清”(指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在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四清”这两个名称就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问题被揭露出来，运动演变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的开展。1963年5月通过“后十条”(11)，第一次明确“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显然是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但鉴于历史教训，毛泽东在论述这场运动时又反复强调两点：第一，必须有利于生产。1963年5月9日，毛泽东撰文说，这场运动是阶级斗争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12)的运动。第二，不要斗争过头。1963年5月12日清早，毛泽东把各个中央局的书记找来，要求不要搞得天下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我“就怕伤人，搞过了头”。(13)虽然如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正在形成。 1963年还有一件不为人们注意的大事，就是毛泽东在9月6日为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加写了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4)这段论述说明：1957到1966年十年中，党内的两种趋向，在毛泽东心中就是并存和“打架”的。他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但是，这些“红旗”的“色调”向着切合实际的方向作了很大改变。如“大跃进”，已经不是1958年的盲动，而是努力调整各项经济指标，使之具有可行性的生产部署了；“人民公社”，也已经不是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了。他重视阶级斗争，上纲上线，但是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实践，不只是阶级斗争，还必须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生产还是第一位重要，阶级斗争不要影响生产。这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认识了1958年的错误，并从理论和政策两方面作出努力，纠正错误、稳定大局、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这里，“两点论”的评价对毛泽东应该是公正的。 二、对这一年引发党内争论的主要分歧的述评 上面的历史回顾表明，1961到1963年，集中于1962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党内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主要的问题有三个： (一)对于形势判断的不同认识 这种不同认识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发生的。它不是对从1958年到1960年不好形势的不同认识，而是对经过1961年这一“调查研究年”后出现的新发展态势的意见分歧。 1、刘少奇的看法。 在1月底2月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形势作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15)的估计。 在2月21日西楼会议前，他发现1961年实际上存在着30多亿元的财政赤字等问题，感觉到应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研究。在西楼会议上，他指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16)。 在4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看来，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17) 在5月7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18) 在7月同田家英的谈话中，他认为：形势比较严峻，“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19)。 在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他之前的形势估计作了一番检讨。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20) 2、毛泽东的看法。 在1961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21) 1962年3月，他在武汉听取关于西楼会议的汇报。他只同意西楼会议所说的“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22)，而没有对西楼会议关于形势的估计表态。实际上有保留意见。 6月，他离开武汉，返回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夏收情况，河南、河北、山东、湖南，都说夏收增产。他在天津对河北的负责人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出乎干部群众预料。(23) 8月，他找各个大区负责人谈话，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作最后准备。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功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24) 在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这样分析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1959年、1960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1960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25) 3、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看法。 周恩来的看法。在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刘少奇多次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之坏估计不足以后，他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中的结论，指出：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26) 彭真的看法。7月2日，即在毛泽东回京听到田家英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之前一周，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27)这同刘少奇在6月底7月初向田家英所作的形势分析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在国家处在困难状态的时候，如何看形势，有几个方法论问题： 第一，动态地或历史地比较地看，还是静态地或非历史地同质地看。21世纪的现在，人们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均觉得可笑，不能理解此后有什么好的形势。但回归当时，毛泽东对纠正1958年“左”的错误毕竟作了负责任的、持续不断的、一步一步靠近客观实际的努力，一直到退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退到恢复一家一户的自留地。在让生产关系相对地比较适合于生产力恢复和发展要求的意义上，在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的意义上，说形势从1960年底开始一年比一年好是对的。 第二，全局地或全面地结构性地看，还是片面地或着重从坏的一面强调地看。就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而言，困难的发生、克服、消退都会呈现结构性不平衡的状态，包括地区的不平衡、行业的不平衡、层级的不平衡。因此，对各地各行业各层级的情况和汇报材料，都必须非常审慎地分析和把握。特别是在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上，更需谨慎。从1958年底到1963年，毛泽东不知跑了多少地方、跟各级干部谈了多少回话、开了多少次会，就是为了全面地弄清形势。他老是在询问：有多少农村在搞分田单干？为的就是了解全面的情况。 第三，有利于鼓舞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还是讲得人们都灰心丧气。观察问题的方法论中，不仅有真理论问题，还有价值论问题。前者是合不合实际的问题，后者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办好事的问题。真理论和价值论是统一的。一般说，越是讲得实在、讲得全面、讲清楚前景，越是有利于鼓舞人们的信心和斗志。越是着眼于党的事业，越是顾及群众情绪，就越需谨慎地调查研究，全面地反映实际。 (二)对于当时是否应该采取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政策的不同主张 在《毛传》中有两段话，反映出这场争论的突发性、深刻性及其影响的深远性。一段话说：当田家英征得刘少奇同意，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并且说“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指农民——笔者注)引导到集体经济”的意见后，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28)另一段话说：毛泽东接受管理方式意义上的包工到组、到户、到人，“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29)。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叙述尚未完全反映当时争论的全貌。因为从概念说，“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是不同的，后者是指变土地的集体所有为私人占有。下面，看各方的不同意见。 1、陈云在中央内部率先主张分田到户。 陈云在1962年6月24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一致，或者说，没有人表示不同意。7月6日，应陈云的请求，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实现分田到户的理由。在《毛传》中没有记载这些理由，但记载着陈云的承诺：若实行此策，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农村经济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30)陈云是严格区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在当时，他的意见最鲜明。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记载着姚依林对陈云意见的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31) 2、刘少奇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 6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陈云交换过意见，他是同陈云意见一致或不反对陈云意见的人。 6月，刘少奇对田家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毛传》的完整记录如下：“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32) 7月，得知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后，刘少奇改提“巩固集体经济”。他在18日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33) 3、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 7月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问题时，他提出三个方法论问题：一是尊重群众意见。他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二是认知生产关系具体方式的多样性。“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不要千篇一律”。三是以生产力为标准，让大家讨论，请群众选择。“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34)在当时，这样讲问题的就是邓小平一个，他的思维方法有创造性。 7月7日，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他有了政策性的具体结论。一是“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讲了这一点，就补充了田家英意见的不足。二是有条件地支持搞包产到户，说“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理由他在7月2日的会上已经说了，“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前进”。(35)但是，怎样算“退够”？包括不包括分田到户？刘少奇支持田家英把分田到户给毛泽东汇报，但邓小平没有这样明说。所以，他只是原则上主张“退”，究竟退到哪里，他委之于党中央的讨论。 7月8日，他同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明确表示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此后，没看到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再讲什么。8月6日开始举行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听了毛泽东关于“形势、矛盾、阶级”的讲话，包括“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的讲话后，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36) 4、邓子恢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 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是党内最早提出并且坚持要搞包产到户的。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37)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被认为是在中央尚未就农村体制作出决定前公开宣传包产到户的人。 他对包产到户说得最具体、最确凿，但又不同意搞分田到户。这个观点既不同于刘少奇、田家英，也不同于邓小平。他们三人，都既讲包产到户、又讲分田到户，没区分二者。这在《毛传》上有详细的记录。 在1962年7月8日毛泽东明确反对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后，邓子恢仍于7月17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他的主张。他用“责任田”的概念来概括包产到户。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38)当时，还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概念，改革开放后编撰的邓子恢传记才说：“‘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39) 邓子恢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包产到户问题多次作了检讨。说到提出包产到户的背景时，他说：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说到思想和行动时，他说：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40) 5、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 我们读《毛传》的记载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走了五步： 1961年，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回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于1961年3月15日、16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41) 1961年12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与1962年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相联系。夏收高于估产的出现是同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做法有关的，是毛泽东改变态度的客观原因。而党内高层却出现“退要退个够”、生产队基本核算还不算够、连包产到户都还不算够、分田到户才算够的意见，也在主观上使毛泽东发生了态度转变。 7月20日，他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个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此次谈话把对于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不同主张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他问这些同志：“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42) 7月22日起，他更进一步，不仅在思想上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而且要用中央文件作出决定，搞集体经济，从政策上堵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设想。这一天，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局的会议记录规定，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毛泽东为这个文件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43)次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问题作政治结论。他说：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44) 如何认识当时关于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不同主张呢？笔者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当时不同主张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克服严重困难。也就是说：其中分歧，不是与形势严峻无关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制设计的意见分歧，而是对如何救急克难的办法的讨论。陈云的“四年克服困难”，邓小平的“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田家英的“先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再引导到集体化”，都是救急克难的设想。毛泽东的直接考虑，其实也在救急克难上。1961年同意安徽“试验”，1962年由于夏收好得超乎意料而觉得“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足以救难，停止试验，都是从克服困难的需要来考虑的。 其二，当时不同主张的聚焦点并不清晰明确。争来争去，到底争的是什么，各方的理解有所不同。跟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各有说法。陈云讲的是“分田到户”，没有讲“包产到户”；邓子恢讲的是“责任田”，而不同意“分田单干”；田家英讲的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二者并提，也未说这二者有什么区别；邓小平没有提自己的方案，只是倾向于允许包产到户，讲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包产到户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前提下的生产组织形式，分田到户则要求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那么，毛泽东坚持的是什么？他不但坚持集体所有制，而且坚持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生产组织形式。他反对包产到户，更反对分田到户。争论焦点的模糊不明，影响了双方对于客观真理和科学决策的坚持和表达。 其三，当时的不同主张有没有道路不同的问题？这不能作简单的回答。就包产到户而言，因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搞了，是为了创新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所以不存在道路问题。就分田到户而言，因为它是回到单干，结束集体所有制，所以存在道路问题。就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并提而言，那是把不同性质的做法混在一起，实行起来会难以把握。 其四，1962年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上的不同主张的是非，不能用1978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成果作简单判断。第一，这两件事发生的历史环境不同。1978年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后采取的。虽然如此，1978年的农村情况还是好于1962年。比较一下经济数据：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而1962年只有1149.3亿元；1978年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206.2亿元，而1962年只有103.2亿元；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0477万吨，1962年只有16000万吨。1978年我国人口为96259万人，1962年为67295万人，人口大约增加了1/3，而经济总量包括粮食产量则增加了1倍。(45)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没有改变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没有接受将队为基础改为大队为基础的建议；二没有再搞“大跃进”，并批评了某些企业动不动搞翻番的计划。这就是说：1978年的包产到户是有战略主动性的，而1962年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是在把形势看得非常严峻的情况下的比较被动的救急克难的想法。第二，这两件事的政策内涵不同。1978年的农村改革，是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即1982年一号文件就指出：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就说明不是“单干”。(46)而1962年的后退主张并未明确坚持集体所有制，是要一直退到分田到户的，如散了集体化、过几年再搞集体化。第三，这两件事的历史认知程度不同。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是随着党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并最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逐步展开并推向深入的。这才使包产到户有了广阔的展开余地，可以发展成为“农户＋公司”的模式，可以实行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而1962年意见分歧的双方，都没有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这是全党共同的历史认识局限性。正因为这样，考虑救难多的陈云等人把希望寄托于再集体化，而考虑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多的毛泽东则认为：农业的唯一出路是经由合作化前进到机械化。 (三)对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不同看法 对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中央的认识是逐步发生变化的。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反右派斗争展开后，特别是1959年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难后，中央在认识上又发生了变化。 1、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多次修改1957年2月27日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在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上，5月24日把“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这句话，修改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47)5月27日又把“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48)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不是要搞阶级斗争。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面对党内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尖锐批评，毛泽东认为1957年讲的阶级斗争已经集中表现在党内，其结果导致“左”的倾向又在基层泛滥。1960年开始，再启动纠正“左”的倾向的工作，制订适合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条例、规定。到1962年，党内发生围绕形势和矛盾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更觉得问题严重，再一次重提阶级斗争，并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完整地写人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49) 2、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看法。 八大以后，中央领导同志除毛泽东外很少有人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但是，当毛泽东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后，正面表态者有不少。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50) 邓小平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51) 李富春肯定了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他同时提出：“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52) 这些领导人当时的表态都没有把阶级斗争提升到党的工作的第一位的意思。毛泽东的想法与他们有所不同。但1962年8月15日，毛泽东听了李富春的上述发言后，插话还讲了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如同《毛传》所说：“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身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段论述中，《毛传》在“一方面是抓阶级斗争”之后加了一个括弧，其中写着：“越来越占主导地位”。(53)当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严峻的时候，这个“主导地位”就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就开始形成了。 如何认识和评价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同看法呢？1962年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围绕着当时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来展开的。笔者观察这段历史，提出如下评价： 第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间有成功经验，也有曲折教训。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54)。这可以看作对我们党这么多年探索历程的经验总结。 第二，中国的道路问题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上，即使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也存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具体政策是：允许再搞个体工商业(所谓“夫妻老婆店”)；“最好开私营工厂”即发展资本主义企业，“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吸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55)这些想法，毛泽东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却为1978年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第三，1962年的不同看法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即严重的困难时期。被看成两条道路问题是由于“分田单干”的意见引发的。刘少奇(通过田家英)、陈云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分田到户”，是作为克服严重困难的权宜之计提出的。但毛泽东认为，一旦打开缺口，合作化就会瓦解。这样，他才向全党提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全国仍有严重困难、党和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关头，毛泽东的忧虑有其道理：作为党的领袖，告诫其他人不必惊慌失措，不需采取分田单干的退过头办法，以免发生道路性的错误。但是，由此而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真理多走了一步就是谬误”的证明。 第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以至原则分歧，同阶级斗争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不能把社会上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简单地看作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 第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阶级斗争问题是持两点论的。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作出了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和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使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上仍尽力把做好各项实际工作放在第一位，把阶级斗争放在不干扰工作、组织专门队伍去进行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纲领尚未形成，但又孕育着出现的很大可能性。到1965年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6)，“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成为事实。 三、1962年党内不同意见争论的性质 (一)总体性质 对于毛泽东一生的功过，胡绳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57)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58)不能用后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也不能用前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后一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以及必然经历的曲折，集中表现在1957到1966年这十年中，而1962年又可以说是一个聚焦年。意见分歧的各方，共同面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在当时中国农村建立怎样的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发表了探索性的见解。意见的分歧在探索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相互的批评很正常。 笔者对这场讨论和争论有三点看法： 第一，经过争论各方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认识成果。具体包括：肯定1953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性成就，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否定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退到20户左右的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是有益的；实行“包产到户”的管理方式，既坚持了集体经济，又完善了它的具体形式，展示了农村改革的方向；不倡导分田单干，分田单干是一些同志面对严重困难提出的权宜之计；在讨论和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唯物主义的选择论——即在既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下，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原则，在多种可能采取的生产方式中，选择一种最适合要求的方式的哲学方法。 第二，争论双方又有着共同的历史认识局限性。囿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只能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下进行，还不能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农业合作化的方向，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也需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刘少奇等主张退够、一直退到分田到户，但是，退够是为了前进，前进到哪里？仍然是传统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农业集体化。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尚未建立我们今天的观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规律。 第三，这场争论的消极后果是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践纲领的产生。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业已建立，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直到今天，仍然值得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察，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范畴。问题在于，他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在探索中形成的不当认识，影响了实际工作；他的最后结论将党和国家引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超出了探索范畴，形成严重的灾难性的错误。 (二)是否遵循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 如果说，1958年关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违背了党的思想原则和决断规范，那么，经过1960年困难情况的震撼(59)，1961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的发现和“调查研究年”的提出并实施，毛泽东回到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轨道上，其他领导同志也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深入各地做调查研究工作。既然1962年的党内意见分歧和争论是在1961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么，都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都到基层作了调查研究，都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为什么还有意见分歧呢？原因是：调查者们的起点和取向不同。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调查的目的一是“退”，二是“退有底线”。刘少奇等人调查目的则是要“彻底地退”、“退够”。正是在“退有底线”和“彻底地退”这两种取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展开党内争论。 (三)是否遵循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着重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那么，他在这一年的党内生活中是否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呢？事实是：他在对待当年的党内意见分歧和讨论争论中基本上遵循了民主集中制。表现在： 第一，注意听取党内分歧各方的意见。1962年3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当年2月21至25日西楼会议讨论情况的汇报。他同意西楼会议关于“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的意见，但对西楼会议所作的不同于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报告的形势分析没有表态。1962年7月，他在北京听取了田家英、陈云等关于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意见陈述。特别是8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陈云，陈云分析了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同志很生气”(60)。但是，毛泽东在1962年以后的各次会议上，没有提过这件事。这也是尊重民主集中制的表现。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在毛泽东已经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仍去向毛泽东陈述“包产到户”的理由。毛泽东回忆说：“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61)虽然毛泽东不同意反对者的意见，他后来也批评了这些意见，但听取意见和批评的过程是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做法是合乎民主集中制的。 第二，广泛征求党内意见以逐步形成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一贯主张“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62)，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在1962年寻找克服困难的方略时，他是走群众路线的。1962年得出的结论，特别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取消供给制、公共食堂，恢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都是在“集中起来”的过程中得出的。1962年7月后，在是否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是同许多中央局和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的。如7月22日，接受陶铸、王任重的意见；8月2日，同华北局李雪峰和华北各省同志作了谈话，了解华北的情况，商讨农村的体制；8月3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8月4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8月5日，同柯庆施、李葆华和陶铸、王任重谈话。虽然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阶级、形势、矛盾”的认知提纲，但他没有违背民主原则。 第三，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产生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形成全党集体意志的权威性的会议，它于1962年9月24日到27日在北京举行。它之前，有历时近一个月(8月26日到9月23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为之准备。预备会议是议论纷纷的发扬民主的会议，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初稿；全会则是在民主基础上通过集中决定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问题在于，公报中阐述的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思想也是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吗？无疑，这一思想是由毛泽东向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提出的。但是，当时中央许多同志，或者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或者附和毛泽东的意见，或者没有表示反对，这才使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法。据《毛传》的记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按先后次序，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发言，他们“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63)。笔者认为，全会公报是经过民主集中制而产生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中央集体领导应当负责；但是，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纲领的推动者，毛泽东应当负有个人责任。 注释：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目录第3页。 ③《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412页。 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0页。 ⑤人民公社建立初期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1960年退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再退到以相当于原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82页。 ⑦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18页。 ⑧《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0—1251页。 ⑨《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4页。 ⑩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82页。 (11)当时，中共中央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共有十条；后来又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也是十条，于是有“前十条”和“后十条”的简称。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21页。 (13)《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27—1328页。 (14)《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59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4页。 (16)《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07—1208页。 (17)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16页。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18页。 (19)《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29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4页。 (21)《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88页。 (2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13页。 (23)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28页。 (24)《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9页。 (2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1—1252页。 (26)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17页。 (27)《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1页。 (28)《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0—1231页。 (29)《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8页。 (30)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0页。 (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3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29页。 (33)《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3页。 (34)《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1页。 (35)《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1页。 (36)《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3页。 (37)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29页。 (38)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3页。 (39)《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页。 (40)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6页。 (41)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4页。 (42)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4页。 (43)《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1962年7月22日。 (44)《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1页。 (45)参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543、545、533页。 (46)黄道霞：《指导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历史文献——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制定经过》，《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47)《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9页。 (48)《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1页。 (49)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60页。 (50)《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4页。 (51)《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3页。 (5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7页。 (53)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47页。 (54)《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5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5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2页。 (57)《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 (58)《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59)据《毛泽东传》的记载：“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97页。 (60)《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0页。 (61)《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3页。 (6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63)《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59页。标签：田家英论文; 包产到户论文; 毛泽东论文; 刘少奇论文; 西楼会议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集体经济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