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史实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里抗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而广为人知。在今天看来，关于三元里抗英的一些说法，有人为夸大的成分，并非事实。
一
据各种中文文献记载，三元里民众奋起抗英有三个直接原因：1.英军“开棺暴骨”；2.英军劫掠财物；3.英军强奸、调戏妇女①。
对照英方文献，“开棺暴骨”确为事实。1841年5月29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广州停战协定以后，一部分英军进入广州城北的双山寺。该寺存放着许多外乡人权厝的棺榇，准备将来归葬故土。英军打开了一些棺盖，观看里面的尸体②。尽管英方文献将此举的动机归结于好奇，但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十恶不赦的行为只有禽兽才干得出来。
英方文献中虽没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确有劫掠的痕迹。英方文献中不乏“征发”的记载，并称他们“满载各种家畜而归”③。这种“征发”正是劫掠。
最后一项，关于英军强奸、调戏中国妇女，中方文献可能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名誉，故意含混其辞，只谓“轮奸老妇”云云④，并未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人姓名和情节。事隔近8年之后，英国驻华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督德庇时(J.F.Davis)在1848年2月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印度士兵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⑤。再隔一百多年后，广东文史馆于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发掘出新的情况，称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军十余人在三元里东华里“恣意调戏”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⑥。由此看来，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期间确有对妇女犯罪的事实，尽管李喜一案在情节上还易使人生疑⑦。
以上事实，使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
二
翻检中文历史文献，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描述，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1.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在战后不久写给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中称：1841年5月30日，英军从城北越秀山一带撤军，取道泥城回英舰，三元里等处103乡民众数千人，中途设伏，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围困英军。义律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弹压。余保纯私自出城与英和解，民众逐渐离散⑧。支持这种说法的有《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但战果却有扩大，称斩英军将领伯麦、霞毕，歼敌200至300人不等。
2.靖逆将军奕山对此曾上有三道奏折，说法与上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称（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可能是伯麦。第二次奏称（6月22日）：5月30日，英军在城北唐夏乡（三元里西北）焚掠，义勇与之相战，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第三次奏称（8月6日）：5月28日，大雨冲没在城北抢掠的汉奸和英军官兵一百余人；三元里等村义勇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后弁十余人（未称具体时间，连同前奏，当为5月30日）⑨。奕山的奏折，将三元里抗英事件说成是团练、义勇所为，而战果也缩至十余人。
3.当时担任水勇头目的林福祥，于1843年写道：1841年5月30日，英军经由三元里往牛栏冈方向抢劫，由于林福祥事先与各乡约定联防，三元里等80余乡数万民众将英军包围，歼敌二百余人。后由余保纯解围⑩。林福祥将作战目的说成是反抗劫掠，同意这种反劫掠说的，还有《广东军务记》等资料。
4.时在两广总督幕府的梁廷枬，于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闻记》中称：由于英军的暴行，当地举人何玉成柬传各地，三元里等九十余乡聚众数万人“率先齐出拒堵”。英军出战，民众佯退，诱至牛栏冈围歼，斩伯麦、毕霞。英军被困不得出，义律派人求救于余保纯。余保纯奉祁
命进行劝解，民众始退去(11)。
5.刊行于1872年的《南海县志》称：1841年5月28日、29日，英军分扰三元里等处，民众愤甚，“歼而瘗之”。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人与之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31日，民众继续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才离散(12)。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或内容不够系统，或资料形成时间太晚，不再详录。
从以上五种文献来看，对此抗英事件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战果，记述均有不小的差别。这是因为：1.这些文献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非亲历（王庭兰、奕山、梁廷枬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南海县志》的作者则据30年后的采访）；2.此次抗英斗争的真正组织者当时未留下记载。因此，仅凭上引文献，我们尚无法判断孰是孰非。
让我们对照一下英方的记载。他们的记载可谓众口一词(13)，又以其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1841年6月3日，郭富由广州撤回香港途中，写下了给印度总督的报告：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似在白云山一带）集结列阵，他遂率部发起攻击。对方且战且退，随后又聚合反攻。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不能射击，对方与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对方因作战不利亦后退。回到越秀山后，发现1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他即派海军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往救援。救援英军发现该连被数千民众包围，开枪驱散民众，掩护该连退回。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先前达成的广州停战协定。至当日中午，民众1.2万至1.5人包围了越秀山一带英军阵地。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退。
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还是有其相同之处的，其中又以梁廷枬的说法与英方记载最为接近。由此，我们似可以认定：1.三元里等处民众于5月30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2.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3.英军在交战中遭受了损失；4.获胜的民众于5月31日包围英军阵地；5.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撤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这里，还须说明三点。其一，按照英方的记载，民众的率先行动引起了英军的进攻；而中方文献多称由于英军的主动行动（撤退、抢劫、报复）而开战，未称民众方面的率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一疑点不难解释。1841年5月27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次日，奕山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14)。根据这一告示，任何有组织的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有许多乡勇和水勇参战，组织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动的行为。就是叙事最祥的《夷氛闻记》，对此也只是含混其辞，“率先齐出拒堵”，用“拒堵”一词来表示其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
其二，按照中方文献的记载，此次斗争斩获的英军军官最高是伯麦、霞毕，而英方记载中全无此事。问题又出在哪里？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J G.Bremer)于1841年3月31日离华去印度请兵，6月17日返回。在他离华期间由威厘士厘号(Wellesley)舰长辛好士(H.L.F.Senhouse)代行其职。三元里事件发生时伯麦不在广州，自然不会有被击毙之事。
中方文献最早提到斩伯麦，为奕山6月13日之奏折，是在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城西）由义勇所为，非为城北三元里交战之时；据奕山在战前开出的赏格，伯麦的身价为“洋银五万元，奏赏五品顶戴”(15)，这么高的赏格不免使人怀疑斩杀伯麦有冒功之嫌。实际上，奕山等人完全明白，被斩者绝非伯麦，但为了掩饰其在广州之战的败迹，取悦道光帝，故意就此事反复作文章，以致后来讹传(16)。
霞毕，在奕山的奏折上头衔为“先锋”，又在赏格上身价与伯麦相等。他很可能是指入侵珠江的英前锋舰队指挥官、加略普号(Calliope)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自英军攻破虎门后，轻型舰船驶入内河，组成前锋舰队，归其指挥。此职与奕山所称的“先锋”相似，而粤语中“霞毕”的发音也与Herbert近似。当地民众根本不认识霞毕，却报称刀斩霞毕，也有冒领赏金之嫌。至于荷伯特本人，当时在省河的英舰上，未参加三元里之战，当无击毙之事，战后还被封为爵士。
三元里事件中确有英军军官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Beecher。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署兼疲劳过度而死去。Beecher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但是，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将霞毕写作毕霞（不知何故，恐系误植）；姚薇元先生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又将Beecher作毕霞。此后各论著多从姚说(17)。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容易作出判断，当时的民众又何从知道Beecher之大名呢？
其三，中英文献分歧最大者为歼敌人数，这里也可一一说清。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其中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即有一个连被围困的部队）死亡1人，受伤13人。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说法与宾汉相同。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此战第26团有3人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人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毕秋(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18)。看来，数字分歧主要为第37团的伤亡。但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至42人。相对于鸦片战争的各次战役，英军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中方文献的差别更大。其中上报战果最小者为奕山。他的根据是义勇首领邓彰彩的报告，并称均有首级尸体可验。奕山是一位敢于说大谎的官员，而在此问题上“慎重”，除不愿让义勇的战绩过于彰显外，更与他内心中对义勇的鄙视有关(19)。较大一些的战果记载是王庭兰致曾望颜函，歼敌百余人。但王氏未称数字统计的方法与来源，大概是道听途说而己。歼敌二百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但观此书，甚多夸张和自我标榜，使人感到靠不住。最大的战果记载为歼敌748人，见于锺琦的诗注：“辛丑(1841)……英夷在乡村淫掳，粤人愤懑，聚集团勇于三元里要隘设伏，殪其渠帅伯麦、副帅毕霞，斩首七百四十八级。”(20)作者锺琦的身份不详，但从行文可认定，该诗写于1841年之后，难以判断其消息来源，估计是听到事后的传说而己。
中方文献中歼敌人数虽差异甚大，但又以二百余人的说法居多。时下的许多论著采用的就是此说，尽管未作进一步的考订式说明。然而，当时消息很灵通的梁廷枬，可能对上述数字都有怀疑，干脆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不写具体歼敌人数。
三
即便按照英方的记录，毙伤敌28人至49人，仍是不小的战果。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已经取得鸦片战争诸役歼敌人数第4位的战绩(21)。以手持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对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予敌以杀伤，并乘势包围了敌军营地——越秀山四方炮台，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即便按照中方文献的记录，歼敌10余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变方向。因此，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对评价此次事件并无决定性的价值。
然而，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发展趋势。有些论者宣称，若非余保纯劝解，拥有获胜能力的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约2400人）。这种说法来源于当时民众方面的文献。三元里事件结束后不久，有长红写道：“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
斩首于南岸，尔等逆党，试思此时此际，若非我府尊（广州知府余保纯）为尔解此危，则各逆党何能得首领以下船乎？”(22)此后，又有《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谓：“我们粤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广州知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尔若不早退出虎门，或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不但现在船上畜类全行烧尽，并要灭尔英邦……尔伯麦、霞毕平日何等强横，如今二人已被我义民轻施手段将他擒住，碎尸万段，尔等更有何样本领敢犯我们，我们何难一鼓尔擒，将尔剿灭耶。”(23)战争结束后，士子何大庚于1842年11月所撰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称：“试观上年，英夷寇粤，自据四方炮台，遂尔肆行奸掠，若非北路各乡社义士，杀其兵头，歼其鬼卒，势必毫无忌惮，破城燹劫，以大快其凶贪，何肯以区区六百万金，即时解围退去？所可惜者，困鱼入釜，抽薪来五马之官；放虎还山，曳甲夺万民之势。一日纵敌，数省祸延，兴言及此，真可为伤心痛哭者也！”(24)以上三篇文献，为当时流传最广的民众方面的宣言，多为后人援引。然而，就此排比下来，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宣言的调门是越来越高。第一篇称，若非余保纯的劝解，英军难以撤回；第二篇提升至民众方面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第三篇再拔至英军恐民众的威力，方肯以600万元（即广州停战协定）退兵，否则将“破城焚劫”，若非余保纯的釜底抽薪，英军将彻底战败，就不会有“数省祸延”的灾难。
我认为，民众方面的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5月30日三元里抗英之所以获得不小的战绩，重要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但是，如果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组织不严的三元里等北效各乡民众，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其结果将会与民众在宣言中的说法完全相反。也就是说，若不是余保纯及时劝解，民众的攻势将会付出重大代价而不得不败退，广州城有可能毁于兵燹。这一推论，当属军事常识，无需深论。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元里等处民众的各种长红、檄文，都是写于英军退出广州之后。这种事后的张大其词，很可能只是鼓动士气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不仅使广州地区以外的官绅民众深信不疑，写入其他官私文献，为这场极有可能大获全胜的抗争被扼制而叹息；而且随着时间推延，宣传者本身似乎也相信了此种宣传，这可见证于1843年至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时各种官私言论；到了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陷落，相信这种宣传的咸丰帝，竟然命令在籍官绅组织民众收复广州并攻占香港！
时为两广总督祁幕宾的梁廷枬，头脑稍为冷静，其著作中没有采用民众方面的这些宣传，而是宣称：三元里等地民众抗英，使“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剋日全帮退虎门外”(25)。时下流行的各种论著，大多采用梁氏这一说法。
英军为何退出广州？其自称是执行奕山—义律广州停战协定(26)。据英方文献，至6月1日，广州当局已付清了600万元赎城费，城内清军也已撤退，英陆军司令郭富认为协定已被遵守，遂下令撤军。据此说法，英军的撤退与三元里抗英毫无关系。
但是，就细节而言，广州当局对停战协定的执行并非没有折扣。纳银600万元，其中一百多万非为现银，而是行商的期票；撤军200里之外，据英方观察自5月31日起，据清方记录为6月1日起，且未至200里，仅撤至距城60里的金山寺。无论是中方文献或英方记录都表明，6月1日英军撤退时，广州城内还有数量不少的清军。
英军之所以迅速撤离广州，主要是由于奕山—义律签订了停战协定，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需休整(27)，其中也包括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梁氏认为英军是因惧怕民众而撤离广州，显然有些言过其实。
四
实际上，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规模和战果都有限、对战争进程并无重大影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竟能被当时的人们如此看重，留下如此之多的传说？
让我们遵循当时人的思想脉络，寻找此中的答案。
按照儒家的“天下”学说，按照“天朝”的对外政策，对于桀骜不驯的“逆夷”，“剿”是唯一正确的对策。然而，清军将帅杨芳和奕山，都已屈辱地附合英“夷”；道光帝从湘赣鄂桂滇黔川七省调出的“征讨”大军，仍不免一触即溃。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将剿灭“逆夷”寄希望于民众的自发力量。由此，因情报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传播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
1841年8月18日，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于途中接到粤信，他在日记中写道：“知逆夷于四月初七、八日（5月27日、28日）在省城北门外三元里等乡村抢掠、强奸，该乡举人何玉成等纠集万余人，斩获该逆、汉奸多名，并将兵头首级一颗送辕门领赏。义律大惧，即退出各炮台，逃匿下船，并乞制府出示安民。恨当时不一鼓作气，聚歼恶党大快人心，然亦见同仇共愤。大府果能奖激，未必如青侯云云也。一言偾事，自坏藩篱，可恨，可恨！”(28)此种人云亦云并不可靠的传说，激起了这位留心“夷务”的官员感慨万分。痛惜之意，溢于笔端。
1841年6月10日，以知识渊博、分析冷静而颇具影响力的湖南名士包世臣，收到茶商的探子送来的两件“三元里义民示谕”，“愤发如云，溢形于色”，为“当事”（指余保纯）苦为“逆酋”乞命而扼腕。次日，他写信给此时尚在广州的杨芳，谓：“逆夷之掘塚淫掠，义民立歼其贵人颠地、伯貊（伯麦），交恶已成，鼓其气而用之，犹当有济……窃谓夷好不可恃，海防不可废，粤人素羡水师丰厚，且三元里奇功碍难声叙，似宜选义民使充水师，以其渠率为其汛弁，义民必皆乐从。逆夷惊魂未定，岂敢出头与较？仇深隙巨，旬月内断难撮合。相持数月，便可乘势兴工，将大角、沙角、三远（指威远、镇远、靖远三炮台）、横档虎门各炮台并力修复，吾圉既固，或可直收香港。”(29)包世臣也完全相信了这种宣传性的“示谕”，认为“义民”是一支可以替代已经废弛的清军水师而足与英军抗衡的力量，若将义民部勒成伍，编为水师，利用他们与“逆夷”的仇隙，即可收固“吾圉”复香港之奇效。包世臣的这一建策反映出当时许多人的心愿。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民众未遭英军攻击而失败。由此推论出三元里人民抗英未获神效，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联系到余氏先前与英“夷”的种种交涉，尤其是在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中所起的作用，他被推至百喙难辩的“汉奸”地位。战后3个月，广州开文童试，余保纯坐轿而来，文童哗然，宣称“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30)！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广东巡抚怡良只得勒余去职。
余保纯，1802年中进士，未入翰林，放广东高明知县，后历番禺知县、南雄直隶州。他是一位资格极老的官吏，但运气不佳，30多年总不得迁升。林则徐赴粤禁烟，携其赴广州，与英人折冲。1840年初，林保举“办理夷务”出力员弁，余为第一人，林的评语是“巨细兼施”，“最为出力”(31)。此后，与“夷人”打交道成为余的主要公务。
1841年5月31日余保纯劝解包围四方炮台民众一事，其真相并非如一些记述所言，系余私自的行动。据梁廷枬透露，余收到英方的书函后，立即向两广总督祁建议，调派新至广州的福建水勇，协助义民捉拿义律，“监而勿杀”，持为人质，挟令英军退兵，交出汉奸。余并称此痛惩之机失不可得。可是，在广州的各将帅无敢当此任者，祁命余出城劝解民众(32)。余保纯此计虽未必有效果，但据此记录，他绝非汉奸。
五
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人力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他们认为，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辱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33)。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这一观点的形成，明显地带有当时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的色彩。此说以调查访问为依据，然而，经历一百多年的口碑，往往不免失真，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又流露出许多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料尤其如此。
按照奕山的奏折，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奕山如是说，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枬的著作，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事件是由他“柬传”各乡而起的。梁氏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的监院，对在籍士子的举动，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又据何玉成的族弟何壮能的诗注，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34)。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就是他本人，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嫌；而参战的中坚力量，是他率领的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
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等，谁是这次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呢？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已全失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一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民众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抗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推定，此时广州北郊乡村中很可能存在某种社会组织形式，否则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效率。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则是家族色彩的水勇，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提及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我们又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为天地会的大小首领。
由此可以概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下层民众）的会党。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关于这一点，在后来的广州反入城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民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所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就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有突出的表现。
由此可见，把上述三类组织界线分明地化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即刻又成为官府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为最强，各种长红、示谕、檄文也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中国南方的地下军！
综上所述，我以为，参加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是多样的，但义勇似无雄厚根基，其领袖也包含各色人等，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这似乎是一个含混不清的结论，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越具体，就有可能离真实更远。
注释：
①有关资料皆可阅广东文史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麦华生：《在华两年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27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J.E.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中译本见《鸦片战争》第5册，但此段未载。此情节见英文本第2卷，第149-150页。
③《在华两年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26页。
④除去泛泛指责英军奸淫妇女外，比较具体的是王庭兰致曾望颜信中提到的“轮奸一老妇”（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版，第95页）；梁廷枬后也持这一说法（《夷氛闻记》，中华书局版，第75页）。此外，《夷匪犯境见闻录》称，英军“闯入各乡奸淫妇女，辱污而死及被逆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口”（《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7页）。
⑤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页。
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61-168页。
⑦一般说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口碑，很容易失真，而就此案说法本身而言，又有两点妨碍定论之处：1.“恣意调戏”一词仍难确定此案的性质。2.该调查称，这群调戏李喜的英军，多为乡民愤杀（从八九人增至十一人），对照英方文献，并无此事，由此反推前情节，又有不真实之感。
⑧《中西纪事》，第95-96页。
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486-487、505、604-606页。
⑩《平海心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4、27页。
(11)《夷氛闻记》，第75-76页。
(12)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卷三、卷二六。
(13)《在华两年记》；《英军在华作战记》；奥塞隆尼：《对华作战记》及《中国丛报》有关文章（以上中译本可见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19-418页）。麦青滋：《在华第二次战役记》K.S.Mackenzie,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London,1842，第120-125页。
(14)《道光朝留中密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第3册，第539页。
(15)《会办军务折档》，《鸦片战争》第4册，第241页。
(16)伯麦由印度返回后，于1841年6月19日和7月5日两次与义律联名照会祁（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1964年，第119、121页）。由此可见，奕山完全了解伯麦的行踪。但他于6月22日的奏折中称：“现在内外乡民，众口一词，远近传播，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奴才等恐含混影射，必须另委曾识二逆（另一位为霞毕）之官弁验看真确，再行按格奏赏。”道光帝闻此，要求立即查明，“按格奏赏”。而奕山却于8月6日奏称：“嗣经通事验看，首级发变，认识不出，闻系英夷掌兵渠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05、517、541、605页）
(17)关于霞毕的确认和后面的歼敌人数，我参考了赵立人先生的论文《鸦片战争考释二则》（《近代史研究》1993第2期）。
(18)《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30、333、346、368、405页。
(19)奕山此时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的一信中称：“水勇又皆乌合，与汉奸息息相通，胜者纠合求赏，败则反戈相向。”（《鸦片战争》第3册，第322页），由此看来，尽管奕山向道光帝申报战果，但内心仍将此当作“纠合求赏”的举动。
(20)《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04页。
(21)按照英方的统计，英军在鸦片战争历次作战中伤亡人数为：1840年7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无伤亡；1841年1月7日至2月26日虎门之战，伤43人；1841年5月21日至25日广州之战，死9人，伤68人；1841年8月26日厦门之战，死1人，伤16人；1841年10月1日定海之战，死2人，伤27人；1841年10月10日镇海之战，死3人（一说16人），伤16人（一说数人）；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死9人，伤55人；1842年6月16日吴淞之战，死2人，伤25人；1842年7月21日镇江之战，死39人，伤130人，失踪3人。
(22)《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78-79页。
(2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6-7页。
(2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94页。
(25)《夷氛闻记》，第76页。
(26)该协定于5月27日签订，共有4项内容：1.栾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至广州200里外驻扎；2.偿付赎城费600万元，限7天交清；3.赔偿商馆被劫焚和林则徐先前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4.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可退出虎门口外（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107-108页）。
(27)英军撤回香港后，痢疾和疟疾在军中流行，病员超过1100人，海军指挥官辛好士病死。如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600名士兵仅约百余人可以继续作战，18名军官中病死2人，生病15人，只有1人能值勤。这场与气候、饮食极有关系的瘟疫，使英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北攻厦门的计划只能推迟（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W.D.Bernard,Narrative of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Nemesis,London,1844，第2卷，第63-65页；麦华生：《在华两年记》，D.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Edinburgh,1860，第169-170页）。
(28)《李星沅日记》上册，中华书局版，第251页。
(29)《安吴四种》，《鸦片战争》第4册，第467页。案：大角、沙角、三远、横档均为虎门地区的炮台名称，该段文字似在横档后应加一“之”字。
(30)梁松年：《英夷入粤纪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4页。
(31)《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第10页。
(32)《夷氛闻记》，第75-76页。
(33)《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卷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大事日志》，及第160页对调查访问记的说明。
(3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