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厢记论文,才子佳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厢记》是中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爱情剧目之一，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异常精美、成熟，而且在于它体现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内涵。正如郭沫若当年所说：“《西厢记》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①。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中来认识这一作品表象形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将有助于我们获得对这一作品作为个体的审美创造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整体沟通，从而达到对《西厢记》的深刻文化意蕴的透析与把握，并获得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某些独特启示。
（一）
最能体现中国人民对人生看法的问题，莫过于婚姻与仕途。仕途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步入的，而婚姻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思，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重人伦，广继嗣也”（《易经》），尽管在重人伦的宗法社会中，婚姻的形式历来比爱情的内容受到更多的重视，然而，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结晶的爱情，其生长仍然是不可遏制的。这在经典文化之外的市俗文化中尤其是如此。《西厢记》的魅力，无疑也正在于此。
众所周知，《西厢记》的一个较早的题材渊源是唐代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而王实甫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他成功地改编了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以一种赞扬的笔调，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西厢记》中的张生，固然是一个才子，但这个才子最突出的特征，则是他的痴情与志诚，即如莺莺所称的“志诚种”。当他一见钟情地爱上莺莺之后，立即置自身的功名与前途不顾，开始了自己热烈的追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老夫人的欺骗，小红娘的嘲笑，乃至于自己心爱人的斥责，但他并不因此而动摇、退却。爱情上的每一次挫折都使他痛苦不堪，而爱情上的一线希望也会使他欣喜若狂。毫无疑问，张生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就在于王实甫通过这个人物成功的喜剧性格塑造，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与真诚，同样，《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也不再是“尤物”，不再是妖孽，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少女。与元稹的《莺莺传》不同，这个爱情故事的矛盾，不再是在张生与莺莺之间展开，而是莺莺和张生一起，与老夫人发生了冲突，莺莺与张生对爱情的追求，也被作者赋予了合理性。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情节上，更重要是，它意味着作者对莺莺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权力的肯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不仅仅是“秀才是文章魁首，小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而且是有灵有性、有血有肉，敢于追求自己爱情的活生生的才子佳人。作者在这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表现的是人的青春的追求，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的热烈的生命力。这种健康的情感形态的出现，以及对其肯定判断的产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心态的诞生，体现着一种文明的进步。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一切，在《西厢记》中作者都是借助“才子佳人”这一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王实甫对这一形式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而由此产生的对后来中国古代爱情剧的深影响，恐怕也是他不曾预料的。
严格地说，后人所概括的中国古代爱情剧的模式特点：“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即所谓才子佳人模式，并不是从《西厢记》开始的。《西厢记》与才子佳人模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种联系是形式上的，而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厢记》的成功，无疑巩固并扩大了它的影响。《西厢记》之后，它几乎风靡了几百年，直到《红楼梦》问世。盲目的模仿固然是艺术的未流，但是，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实际上意味着一种超个体的稳定性的心理结构的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封建文人的人生理想与情爱心理，无疑是这一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核心内容。
（二）
读过《西厢记》的人大概都会记得，王实甫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倒并不特别看重功名，他们更执着于爱情，考取功名只是老夫人刁难这对年青人提出的条件。因此，尽管在形式上《西厢记》也是以大团圆作结局的，而剧本的主旨却在于“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后来的才子佳人剧则忽视了这一点，而强化了功名的成功与婚姻的美满二者并存的完美，并使之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模式，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代人常常鄙薄它的浅陋和庸俗，而在古代的封建士子看来，浅陋也罢，庸俗也罢，这却是人生价值最完满的实现方式，是他们人生理想的极致。前者是个人幸福的实现，后者则是个人的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分三流九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事业。“功名”就是古人的所谓事业，“名”纯属个人，“功”则含有为社稷为国家的意义。功名合璧，似乎兼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成为封建士子本质力量被确证的必然方式，尽管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中，功名往往是少数人的专利，但是对于渴望步入仕途，建功立业的普通士子来说，功名仍然是充满诱惑力的。功名心和功名梦便深深地渗透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之中，成为他们的人生座标。而要获取功名，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对旧时代的封建士子来说，有了金榜题名的辉煌，就会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对于封建士子来说，仅次于功名的人生问题，便是婚姻。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婚姻始终被视为个人幸福之命脉所系。爱情婚姻的美满和事业的成功，是常人人生的最高期望值。而这一切，在“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才子佳人模式中却同时实现了。昔日“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时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一瞬间变成了现实。这确实是封建士子为自己的人生设计的最辉煌的时刻：一只脚跨入温柔富贵之乡，另一只脚则跨进权力统治的殿堂。这既是对已经实现了这一人生理想的封建士子的褒扬，更是对还没有步入这一人生境地的士子的一种激励，一种诱惑。因为它确实太圆满了，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圆满近乎幻想，但世世代代的封建士子仍然苦苦追求，不愿放弃。这便是才子佳人模式产生的一般社会心理基础。
除了上述这种一般社会心理之外，封建士子独特的情爱心理可以说是这一模式所体现的深层内涵。
考察《西厢记》一类的爱情剧，我们不难发现，剧中女主角除了在剧情结尾扮演“奉旨成婚”或封为“诰命夫人”的喜剧角色之外，她们的命运实际上更多的是和失意才子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形是颇耐人寻味的。如前所述，功名使婚姻变得美满，婚姻则使功名更加耀眼夺目。然而功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而婚姻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没有获得功名的文人更急于在婚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需要找到一种心理的补偿、平衡与渲泄，这便是封建士子独特的情爱心理——在功名心的刺激下滋生起来的情爱心理。当失意文人的目光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向转向内向的时候，佳人淑女便起了莫大的平衡作用，她们与落难才子和背时英雄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到古代的才子佳人爱情剧，我们发现，古代才子们的情爱心理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这些才子们所爱慕的理想佳人，不是大家闺秀就是绝代佳人，或者说大都是一些容貌娇美而又有地位、有身份的女子，“后花园”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拥有的。所有这些，都是失意文人的心理平衡和补偿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找一个佳人来配才子，不仅是解决婚姻的需要，而且是衡量自己地位的需要。这种情爱心理，除了千百年来男权社会形成的男子中心的观念之外，还深藏着人类遥远的种族记忆的影响，还在人类远古的群婚时代，交好女酉长也是男性的荣耀。这种种族记忆与后代帝王的权势心理的无耻奢望结合，邂逅女神便成了人间帝王的荣耀。宋玉《高唐赋》、《神女》写楚王与巫山神女云雨故事，神女自荐枕席，正使楚王熏然欲醉。而在解放前夕，许多少数民族部落中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俗：最美的女人就象跑得最快的骏马一样，总是属于部落首领的。女人和财富一样，是他们的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到了才子佳人爱情剧作者手中，这种传统的母题得到了较大的改造，帝王贵族退场了，普通男子成为了主人公，而女子必须是绝代佳人或地位较高的人，这一点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失意文人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心理平衡需要。
其次，才子们理想的佳人，必须能够充分认识并肯定才子的价值，理解他们的情趣，服从他们的意志。所谓“才子佳人”只是一般笼统的提法，若要具体化，中国人还有一整套完整的设计。对于武将，应该是“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对于文人，应该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对于现代人，则可作“红袖添香对译书”。简而言之，佳人是才子们的红颜知己。她们不仅必须是才子们生活中的伴侣，还应该是精神的知音。她们能够理解才子的满腹牢骚，排遣他们郁闷的情怀。尽管社会尚未承认失意才子的价值，但是他们希望佳人能够识英雄于尘埃，赏识他们独特的价值。这些年轻美丽的女子，为失意文人灰暗的生活投进了亮色，她们大都性情柔媚，才调机敏，见识广博，谈吐伶俐。他们的青睐，对于怀才不遇文人的自我意识、自尊心理，是强有力的呼唤和肯定。
对于摈弃尘俗，绝了功名心的文人来说，仅有上面两条便足够聊以自慰、潇洒一生了。而对另外一些没有多大本领却功名心很盛的文人来说，除了以上两点之外，理想的佳人还应该能够帮助他获取功名。所谓贤内助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产生的。
总而言之，“红袖添香”的含义是丰富的，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它的要义则在于女子的服从和男子的获得——获得自我意识的肯定和精神的满足。这种情爱心理，依旧是几千年来男权中心观念的产物。
至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封建士子的人生理想，还是他们的情爱心理，都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旧时代文人的文化心态。而才子佳人模式则是这种文化心态的物态化的表现形式，一种淋漓尽致的表现形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才子佳人模式得以产生并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
（三）
才子佳人模式的产生，不仅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士子的文化心态，同时它还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显示了“佳人”存在的丰富的文化意义。
女性是一个神秘的性别。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她既是美、爱情、丰饶的象征，又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她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诗人们讴歌她，又诅咒她。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男人用男人的智慧随意把女子当作“尤物”或者“祸水”，但是无论是得志的英雄，还是落难的才子，都离不开“佳人”。“佳人”是男子们得意时的陪衬点缀，也是男子们失意时的安慰，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很多诗人都曾写道：“女人是儿子的摇篮”，“女人是丈夫的港湾”，很多人都喜欢说：“在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站立着一位坚强的女性”。这是从个人生活的角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法国作家莫罗阿在《人生的五大问题》中指出：“我相信若是一个社会缺少了女人的影响，定会堕入抽象、堕入无组织的疯狂，随后是需要专制的现象……没有两性的合作，决没有真正的文明。”可以说，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女性的存在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在人性片面发展的年代，女性是一种人性复归的力量。亦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痴话所云：“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相对异化世界中生活的男性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更多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一般地说，她们比男子更人性化。这是因为作为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女性形成了自己热爱生命、重视情感的独特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这种情感性特征，使女性远离了男性文化的功利性和社会理性的冰冷性，从而有可能更多地保存未被污染的人类天性和未经社会理智所雕琢的最自然的人类温情，可以说，热爱生命、重视情感这正是女性永恒之魅力所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在才子佳人模式中，古代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也正是女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特征。而“佳人”得以保持她们永久的魅力，其原因亦在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女性情感性特征的论述，是就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类的整体而言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女性世界并不是真空，异化也并不仅仅发生在须眉男子中间，并且我们也无意否认，女性中也存在着各种败类。但那已不属于女性性别类的特征，而属于另外的讨论范畴。
（四）
当我们从“才子”与“佳人”两个方面探讨了他们各自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之后，我们还必须把目光从古代转向当代，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中，来进一步认识这一模式的独特价值。
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文学比其他事物具有更强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西厢记》和它所代表的“才子佳人”爱情模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逐渐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渗透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形成了一种超个体的心理基础。这种“集体无意识”一经形成之后，便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我们民族各个时代的不同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不断繁衍，并在其繁衍的不同阶段，留下了不同时代的鲜明特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找到无数类似的模式，即使在当代文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痕迹。在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中，无论是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还是右派文学、知青文学，我们都发现，不少小说虽然矛盾冲突与人物形象各不相同，但却显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往往都伴随着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中大都有一个落难的英雄或才子被一个热情温柔、才情卓著的女子相助。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男主人公与冯晴岚，《绿化树》中的章永麟和马樱花，《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和童贞，《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与吕莎……这些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我们民族爱情观念的当代表现形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的表现。而作为爱情观念中“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才子佳人模式，不仅制约着当代不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甚至进一步渗透到具体人物和肖像描写中。观察一批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正面形象，不难发展，她们似乎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她们大都有“秀气的眉，端正的鼻，加上乌黑的头发”（冯晴岚），还有“一双深沉的闪露情愫的眼睛”，“她的眼神是温润的，绵软的，里面透出来的愁苦多于欢乐”（童贞）“漆黑的美发”，“温柔的含着笑意的眼睛”（陆文婷）。在这些当代中国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东方古典女性的神韵，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典戏曲小说中乌发明眸、娴静温柔的佳人——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
至于前几年在国内受到青年学生普遍欢迎的琼瑶的言情小说，其中所表现的古典模式与情趣则更为明显。曾经使无数少男少女为之倾倒的琼瑶爱情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少不了俊男倩女，少不了缠绵悱恻、凄艳动人的情节，实际上是一批新才子佳人故事。尽管“琼瑶热”已经降温，然而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本身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青年重新热衷于从古典文学中蜕化而来的新才子佳人小说呢？为什么才子佳人这一古典模式获得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读者的一再青睐呢？现代心态与古典模式相映成趣，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他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曾经指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可以说，文化的继承性是“才子佳人”模式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如前所述，“才子佳人”模式的产生，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其必然性在于，它是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和情爱心理的产物；而它的合理性则在于，它所体现的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更加接近爱情的自然形态，较之无视当事人意愿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它还体现了人类追求以合谐为美的审美标准。因此，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凝固成为一种审美心理定势。数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从潜意识来看，传统的中国男性的心理模式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一个标准的中国男人，应该是事业、名誉、经济、道德、地位等各种因素的相加——从古到今，一以贯之。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佳人的模式也没有变。这便是“才子佳人”的模式在当代文学中不断繁衍的一般原因。
除此而外，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带来的现代病，是“才子佳人”模式得以风行的直接原因。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精神生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由于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形成了现代人日趋严重的以情感饥渴和精神紧张为特征的现代病。因此人们重新开始怀念一种古典式的浪漫、温馨与和谐，藉此来调剂刻板的生活和干枯的心灵。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无论是在“改革文学”、“右派文学”、“寻根文学”，还是“知青文学”以及通俗言情小说中，美好女性形象格外受人青睐的原因——在异化的文明社会中生活得太久的当代读者，在她们身上寻找着人类原始的温情……
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考察带给我们新的启迪：现代心态与古典模式的互补与共存，将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成为文学创作与欣赏的主要特征之一，制约着文学的创作倾向。温故知新，推陈出新，我们期待着文学在对传统的认同与重构中展现的生机。
注释：
①《〈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作者的性格》，《郭沫若全集》15卷，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