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彊村与彊村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彊村论文,彊村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以前人的评说为参照，较为全面地对晚清著名词人朱孝臧（彊村）其人其词作了实事求是的论析，指出其作以雅正词的笔法，婉曲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清这一悲剧性时代的历史风貌，完美地表现了词人心灵深处忧国伤时、悲哀幽愤的真情实感，不愧结穴千年传统词的殿军。
近世词坛，彊村与彊村词声誉甚隆。不仅誉为“晚清四大家”之一，且被许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词坛之殿军”（王易《词曲史》）。众多名家，对之交口称誉。如叶公绰云：“彊村翁词，集清季词学之大成，公论翕然，无待扬榷。”（《广箧中词》）张尔田云：“而大晟燕乐，历唐五代宋以迄于元明，年逾千祀，响绝复延，亦愈晚而愈大昌，先生实裒然为首殿焉。”（《彊村遗书序》）他如吴梅推崇其词作“海内奉为圭臬”，胡先骕评为“有清一代之冠”（《评朱古微〈彊村乐府〉》）。程善之甚至赞誉“彊村先生之（词）超出古今”（《与臞禅论词书》）。而建国以还，评骘前人重在政治立场、思想态度，对彊村及其词的评价一般以贬抑为主。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强调全面理解与贯彻“双百”方针，学术研究回归实事求是之途，于是赞许彊村的言论相继出现。一代词宗夏承焘师成于1978年的《瞿髯论词绝句·朱孝臧》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一轮黯淡胡尘里，谁画虞渊落照红？”钱仲联先生作于1981年的《光宣词坛点将录》将其奉为“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评曰：“彊村领袖光宣词坛，世有定论。虽曰揭橥梦窗，实集天水词学大成，结一千年词史之局。《彊村丛书》之刊，整理校勘，厥功至伟，无待赘说。”然而，依然有人认为彊村“思想局限大”，“在词的艺术上亦无何创新”，因而“当不起叶氏的隆誉”（见《中国词史》，黄山书社1990年版）。笔者以为要对彊村与彊村词作出中肯的评价，务需对其人其作全面地潜心研究，结合其生平时代及词体的渊源特色，深入推敲作品的意蕴，窥出词人在语言的表皮下跳动的血脉。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并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词，是词人的心灵之歌，情性之曲。而词人必是生活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代，处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家庭环境之中的。他们身具各自的生理特征和学问修养，面对特定的“事”与“物”，必会激起特定的“情”与“志”。对此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古今中外理论家多有阐述。我们今天要正确评价彊村词，破译词中意象所蕴含的情感密码，首先仍有必要“知人论世”，以为其词铺绘出时空的经纬图，为具体词作的解读点明相应的座标。
朱祖谋(1857-1931)字古微，号沤尹；原名孝臧，字霍生，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市）埭溪镇人。幼年聪慧颖异，随父幕游江淮间。青年时，随宦大梁，承绪家学，博雅擅文，出交中州贤士，诗歌唱酬，一时才誉鹊起。光绪九年(1883)入试，成二甲一名进士，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江西副考官。甲午战争后，充教习庶吉士、会试同考官。彊村在馆职十余年，“盱衡世变，忧时之念甚深，而不自表襮。足迹稀至朝贵之门，交游同志，所深契者，多清望劭闻、贞介不苟之士。”（夏孙桐《朱彊村先生行状》）擢待讲，迁待读庶子、侍讲学士。其时，“朝局翻覆，国是未定，纪纲日隳，公屡有所论列。”（《行状》）据张尔田《三与榆生论彊村词事书》云：“古丈庚子以前，与戊戍党人关系最密。其于南海（按，即康有为），学术不同，而政见未必不合。观集中往还之人，大半康派，亦可见矣。”可知彊村对维新变法之态度。庚子事变前，以慈禧为首的亲贵顽固派，从残酷镇压义和团的一贯政策，转而企图利用其“扶清灭洋”，从妥协投降转向盲目排外的极端。彊村出于明智清醒的认识，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次奋不顾身抗疏极谏，甚至面对慈禧，嗔目抗争，致被诘问，几获罪。两宫西狩后，“公复有早定大局之奏，上（按，指光绪帝）以公为忠。”（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迁少詹事、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召对称旨，有留心外事之褒。曾就裁厘加税事上疏力主保护国家税权，提防“外人之阴谋秘计”。长篇奏疏，详尽剀切，令人信服。光绪三十年(1904)出为广东学政。针对当地赌博成风、围姓充饷、害于选举之积弊，力陈利害，疏请禁断。不果。次年，即以修墓为由请假回籍。明年，乞病解职，卜居苏州。既而江苏创立政法学堂，聘为监督，苦心经营，卓有成效。宣统初年，特诏征召；次年设弼德院，授顾问大臣，皆以疾未赴。辛亥革命后，不问世事，专攻词学，往来苏、沪间，以遗老自处。民国四年(1915)，至旧京，袁世凯方欲称帝，急致书聘为高等顾问，却之，未与通一字。此前，在沪上已觉察袁氏欲盗国称帝，恨憾有加，曾戏对家人云：“我当化虎，扑杀此獠。”（见赵尊岳《蕙风词史》）晚年在沪上结词社，推为盟主。彊村“身世所历，忧危沉痛”，“而家道坎轲，门祚单弱。六十后丧子，强作旷达，中实轸结。”（《行状》）民国廿年(1931)，卒于上海寓庐，享年七十有五。彊村生前，精心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三家为《彊村丛书》，功业卓特，推为词苑大型宝典。又辑《湖州词征》24卷，《沧海遗音集》13卷，《国朝湖州词录》6卷。著有词集《彊村语业》3卷，诗集《彊村弃稿》1卷。其它已刻、未刻丛稿，辞世前捐馆舍，亲授门人龙榆生，于1933年汇编《彊村遗书》问世。“海内言词者，奉为斗杓”（《行状》）。
彊村身处的时代，正是晚清王朝濒临崩溃，外国列强频繁侵侮的悲剧时代。他出生前，英帝已挑起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从此，中国迅速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他出生时，正值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他始入仕途时，又值中法战争开始，导致越南割让。37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以惨败而被迫接受更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随之纷纷瓜分中国。41岁时，百日维新失败，变法志士惨遭杀戮。两年后，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清政府俯首签押《辛丑和约》。国家岌岌可危，封建王朝已腐朽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终于在词人54岁时，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掀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尔后，袁氏称帝，政局迭变，军阀混战，战火频仍，直到彊村晚年，国家仍未太平。词人一生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艰难深重、民族屈辱的时代，这样一个社会裂变、局势动荡的时代，这样一个充满血与火、愁与泪的时代。他的思想情感必然染上这一特定的时代的悲剧色彩。
再者，由于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作品体式的有别，在诗词中表达情思的显与隐、浓与淡、直与曲是大不相同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文心雕龙·体性》）故而，我们在研读彊村词时，至少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其一，彊村是个出生书宦人家的封建文人，深受儒家正统的薰染，恪守传统的君臣伦理与中庸之道。他体态清瘦，恬静沉稳，个性内敛，束身自好。他不是恣肆放言之士，而是素性恬退的学者型人物。因而他的作品多委婉沉郁、如泣如诉之作，而少奔放激越、如喷如泻之词。
其二，“词之为体，要眇宜修。”（《人间词话》）与诗比较，更具抒情性与声韵美，更适宜抒发幽微缠绵的心曲。尤其是自《花间集》始，文人词以婉约为正统，以雅正为指归。直至晚清时，袁思亮《烟沽渔唱序》仍云：“感于心而发于言，言不可以遂，乃托于声。声之幼眇跌宕、悱恻凄丽、言近而指远、若可喻、若不可喻者，莫如词。”彊村学词渊自梦窗，亦正与个人气质、性格、修养相应，是追步吴、姜雅正词风的传统词人，因而多含蕴隐秀、委婉深沉之作。
以上所云正是我们正确评析彊村词的前提和钥匙。如果忽视这两点，而以维新变法派、民主革命派的豪放词为出发点，自然不可能对彊村词作出合理的阐释与中肯的评价了。
二
彊村在《彊村词原序》中云：“予素不解倚声，岁丙申（按，1896年）重至京师，半塘翁（按，即王鹏运）时举词社，强邀同作。”两年后，光绪宣诏变法。103天后，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屠杀维新志士，一场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此扼杀。作为一个明智、正直的爱国文人，他对维新变法是同情、支持的，尽管没有公开参与这一政治事件。这次变法运动是彊村所遇及的重大事变之一，又值他作词之初，因而成为彊村词的一大主题。
在《彊村词前集》中，有一首《丹凤吟·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霁之作依清真韵》，作于戊戌(1898)年。是日，即变法诏令宣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强迫光绪帝革去帝党首领翁同和协办大学士和户部尚书之职，逐回原籍，以削弱帝党，给光绪以公开警告。有感于此，王鹏运与彊村各填一阕，以婉约词的传统意象，隐约曲折地抒发对翁罢相的同情与伤感，对变法前景的担忧，也渗透了对后党顽固派的不满之情。全词以“俊侣”“乖阻”后的被遣女子的口吻落笔，宣泄内心的悲痛与不满，以此比拟翁同和与光绪帝师关系的被“断送”及翁罢相后的心境。上片中“霎时乖阻”四字极有份量，道破这对俊侣突遭极为无理的阻隔，被迫分离。歇拍三句写被遣女子细读郎君书笺，悲痛万端。此处或有实事，光绪在被迫下诏罢相的同时，或许遣人捎信安慰示意。如此，则知彊村、鹏运与变法派关系更为密切了。下片“波浪恶”三字力敌千钧，灌注了词人的忧心和对慈禧的愤慨与厌恶。结拍“影娥”二字，形象地指代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这一意象，我们也可在王鹏运原作中得到印证。王词结拍句写道：“画帘影事，偏此时记着。”关于此词，龙榆生《彊村本事词》说：“此为翁同和罢相作。”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翁协揆去国》亦云：“常熟（翁为常熟人）之去国也，正当戊戌变法之初。《彊村词》中有《丹凤吟》一首……即吟此事也。”均言之凿凿，无可怀疑。只是当时迫于形势的险恶，以及词人所追求的传统手法，方写得如此隐约朦胧。但词人内心的愤怨不平之气，对慈禧的不满与警觉之情，实已透过字里行间表露出来，足以说明彊村在思想上是属于变法维新之列的。
慈禧扼杀变法后，大肆捕杀维新党人，第七日，便杀害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二十六天后，彊村经过京城西南门外的刘光第别业——数间茅层时，百感交集，哀思如潮，写了一首《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表达了难以言状、回肠九转的悲痛之情。值得一提的是，词人作此词时，后党仍在大肆迫害维新人士，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可见其哀情是真切而强烈的，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七年之后，彊村在《减字木兰花》“踵事八哀”中，又有一首痛悼刘光第的词作。痛忆故友被一场残酷无情的“卷地秋涛”——戊戌政变夺去了生命，直抒对故友“不讯而诛”的痛心疾首的哀情，悲愤沉痛，深挚感人，充满对慈禧倒行逆施、残害贤臣的义愤，颇有气势和力度。
光绪三十年(1904)，彊村出为广东学政。特地去梅县探望因参与维新变法而罢官居家的黄遵宪，作《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一词。从中可知，这一对知交，促膝话旧，对维新变法不幸失败，爱国志士遭冤被杀，感伤痛惜不已。“楚兰多少伤心事”，更将此事与屈原的遭谗受屈、国破人亡之事相联系，沟通时空，以古衬今，使这一悲剧加深了浓度与广度。词中再次抒写了对死难的爱国贤士的深切悼念，对残酷杀戮志士的慈禧顽固派的愤慨。
彊村同情、支持变法，倾向光绪帝，还可以从他悼念珍妃的词作《声声慢》中得到明证。光绪是在1889年举行成婚大典后亲政的。他面对外侵日急、国将不国的局势，“不欲为亡国之主”（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懂得“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见《宾退随笔》）。终于接受了改良派的主张，下决心实行变法的。在百日维新之时，全力投入，几乎每天都有新政政令颁布。而在宫中，支持并帮助他的惟有珍妃。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西逃前夕，不忘带走囚禁中的光绪，而珍妃抗旨进言皇帝应留京城，早已视珍妃为眼中刺的慈禧便命人将她推入井中致死。次年返京后，光绪血泪痛悼，思念不已，在幽禁密室张挂珍妃生前所用帐幔，日日相伴。词人以“落叶”为题，隐喻珍妃；以光绪返京后眼中所见之物及触发的情感为线索，层层展开，句句涵意，极尽托物寓意、感物伤情的传统手法，委婉含蓄而又真挚深沉地表达了词人对他们不幸遭遇的哀悼与悲愤。
除此而外，彊村词中还有一些变法维新人物的唱酬、哀挽之作，以及忆及变法夭折的伤心之词。由于变法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加之词人的性格及词学崇尚等原因，这些词作往往是婉转隐晦的哀歌，浸透了时代悲剧的色调，凄婉哀凉，悲愤痛楚，真实地反映了彊村等一批封建末世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心态。
三
彊村词的另一重大主题，是对西方列强武装入侵、不断瓜分中国的愤慨，对亲贵顽固派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不满，对国势衰微、国土沦丧的悲痛，对朝纲日隳、国将不国的忧伤。1990年的庚子事变，是彊村学词后所遇及的第二件重大历史事变。其时，因慈禧等当朝者昏愦无知，“朝局翻覆，国是未定，纪纲日隳”（《行状》），又听不得有识之士（包括彊村）的忠告，一意孤行，终于导致八国联军武装入侵北京，大肆烧杀抢掠，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一场大灾难。彊村等避居王鹏运运寓所，困处危城，夜不成寐，正如王鹏运所云：“秋夜渐长，哀蛩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彊村与之篝灯唱酬，自写幽忧，一腔悲愤与哀痛，凝成《庚子秋词》一卷。其作多写山河破碎、落红衰叶、荆棘铜驼的景象，抒发了世事不堪回首的深沉悲怆，椎心泣血，如怨如诉，不啻是一首首伤时哀世的忧歌悲曲。从另一角度看，此作“以沉郁的词笔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可谓实录”（周笃文《金元明清词选序》）。如《忆秦娥》，上片以“西域吹旋，一城黄叶”，总写八国联军入侵、满城遭劫的情景，直抒自己“泼愁重叠”的深愁大恨。下片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意，寄寓世事沧桑之叹及对光绪、珍妃的同情。又如《采桑子》（今年归燕）一词，写侵略军扫荡北京城后的凄惨景象，字里行间渗透了词人浓重的哀愁。他如《尉迟杯·今年烽火中，促舍弟重叔南归，倚声为别》云：“应念北斗金华，空肠断，妖星战气犹凝。心死寒灰都无著，将恨与哀笳断迸。”集中抒发了对八国联军的愤恨。《踏莎行》下片：“经醉湖山，伤高心眼。秋来画取芜城怨。谢堂倦客总魂消，无人泪湿西飞燕。”将劫后的北京比作鲍照《芜城赋》中的扬州，表达了与鲍同样的怨恨和悲痛。再如《齐天乐·鸦》词，以被烽火惊散、无处栖息的鸦群，比拟战乱中东奔西逃、无处安身的百姓们，含蕴了词人对他们的同情与关切。《玉楼春·分和小山韵同半塘伯崇》：“斜阳烟柳回肠事，小雨阑花千点泪。”《鹧鸪天·庚子岁除》：“酒肠芒角森如戟，吟笔冰霜惨不花。”《高阳台·除夕和韵》：“一寸春心等闲都着寒灰。”都抒写了词人回肠九转的惨痛心情。
值得注意的是，彊村写于庚子年的词作特多，超过其他任何一年。同时，在以后历年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追忆之作，同样表现了这一主题和自己的哀情。如“天外似墨沉阴，意绪冷、社前归燕。词镜棱、多少铅泪，不涴谢桥尘点”（《玲珑四犯》）；“旧侣琼箫冷，谁话得、铜驼梦绕香陌。瓷鱼龙曼衍，春城如墨”（《六丑·甲辰元夕舟泊端州郭外……》）；“丝鬓几年前。惜冥冥此意，繁忧沉陆，孤梦攀天”（《木兰花慢》）。直至十年后寓居苏州时，仍有以摅旧怀之词《西河》，小序有云：“回忆庚子辛丑间，尝依（半塘）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灯老屋，魂梦与俱。”甚至卅年后，词人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当年情景，作《瑞鹤仙·庚子岁晏赋此调寄悔生长安今三十年矣……》一词，有云：“处幽篁怨咽，凝望里、一镜缘愁白发。”“神州涕雪。卅年事，寸肠折。”
除了直接反映庚子事变的词作外，彊村词中还有不少作品表现了反对列强侵略、哀叹国势衰微、指斥当朝无能的同类主题。如《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词，是彊村于光绪三十年(1904)赴广东学政任后，秋游香港时写下的，其时香港已被英国侵占了62年。词的上片将叙写港岛秋景与客游时的悲愁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割让香港这块宝地的痛心。“唤痴龙”句，似含蕴对当时主政的道光帝的严重不满。下片将抒情与怀友结合起来，层层展开。先诘问当朝筹画者何时连海南岛的“珠崖”也要割让，表现了词人对他们连年丧地辱国的愤慨。次写对一代俊才、挚友黄遵宪罢职归家的愤愤不平。继写词人面对英国国旗，忆及众列强多次武装入侵，国家遭劫，生灵涂炭，悲愤、谴责之情不言自明。结尾进一步抒写身居英占地夜不成寐、痛苦万端的心境，凄楚激切，充分显示了词人的爱国之心。
其他如《金缕曲》云：“莫道是、昆池初劫。负壑藏舟寻常事，怕苍黄、柱触共工折。天外倚、剑花裂。”《渡江云》：“恹恹。哀时词赋，送老关河，搅尊前百感。”《满路花·寒食酬叔问和美成韵》：“闲愁天与，杜宇声声血。和春催去棹，沧波接。危栏拍遍，才信哀歌切。”《蓦山溪》：“不断故山心，被西风、年年吹老。”《点绛唇》）：“宛转炉灰，此中多少凄凉事。蜡盘红起，又滴黄昏泪。”如此等等，同样深沉婉曲地抒写了词人忧国伤时的真情。
四
辛亥革命是彊村人生历程所及的第三次大事变。作为光绪帝的进士和朝官，出于“忠贞”的儒家信条，他自然不会站到民主革命派的一边，而只能以遗民自居。但他是清明有识之士，目睹清王朝的腐朽无能，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虽跻九列，立朝未久，已隐窥直道难行，洁身早退”（《行状》），宣统即位后，两度征召，均未赴，可见对清王朝的崩溃也是有心理准备的。故而词人并无咒骂、攻击革命派的言词。我们细读彊村辛亥革命后的词作，主要是哀凉伤感、不忘故朝的遗民心曲，以及对时局混乱、国事多难的忧愁。前者自然是不可取的，但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批封建遗老的心态，为我们丰富了晚清末世的意识形态史；后者则更有其积极的一面，庶可看作当时爱国知识分子心声的一部分。
表现前一主题的，如《国香慢》“经年亡国恨，料铜盘冷透，铅泪潸痕。故宫天远，鹅管从此无春”；《洞仙歌·过玉泉山》“念沧江一卧，白发重来，浑未信、禾黍离离如此”；《霜花腴·九日哈氏园》“负旧狂、休泣新亭”。反映后一主题的，如《齐天乐·乙丑九日庸庵招集江楼》“戍火空村，军笳坏堞，多难登临何地？霜飙四起，带惊雁声声，半含兵气”；《高阳台·除夕闰生宅守岁》“干戈满目悲生事”；《齐天乐》“鼓角中原，烟波大泽，何地堪盟息壤”等。写于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时的《夜飞鹊·乙卯中秋》词，以“当窗乱云雾，瓷霓裳狂舞换谱钧天”点明本旨，予以指斥，并抒写内心的忧愤。
彊村词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内容外，还有酬答、悼友、咏物、论词诸词，也多写得凄楚幽怨、含蕴深沉。限于篇幅，容不赘述。要之，彊村身处悲剧时代，目之睹、耳之闻、身之历，几乎皆是悲剧性事件，加之词人的个性特征及家庭的不幸，因而其词的基调不可能不带上悲剧色彩。正如陈三立《朱公墓志铭》所云：“身世所遭，与屈子泽畔行吟为类，故其词独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他的一首首词作，或是感伤百日维新的哀歌，或是面对列强侵凌的忧愤之歌，或是吊唁封建故朝的挽歌，或是忧念国事沉沦的悲叹之歌，以传统雅正词的笔法，婉曲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段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时代，表现了彊村这一批特殊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诚如龙榆生《彊村本事词》所云：“彊村先生四十始为词。时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衽沉陆之惧，忧生念乱之嗟，一于倚声发之。故先生之词，托兴深微，篇中咸有事生。”程善之亦说：“彊村先生之超出古今者，绝其情感深厚，而所关者一代之兴衰，以视水云楼（按，即蒋春霖）之仅缘个人身世者，迥乎不同。（《与臞禅论词书》）”这正是夏老所说的“论定彊村胜觉翁（吴文英）”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彊村词学自梦窗（吴文英）而胜过梦窗的另一重要方面当是艺术造诣方面，特别是怎样以独特的语言、意象、风格和韵味来完美地表现思想情感，达到了怎样的艺术境界，显示了怎样的艺术魅力等等。关于这方面，本文不拟涉及了，谨援引前人之言申述之。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张尔田又指出：“侍郎词晚年颇取法于苏。（《龙榆生忍寒词序》）”“古丈晚年词，苍劲沉着，绝似少陵夔州后诗。”（《与龙榆生论彊村词书》）龙榆生亦云：“彊丈之翼四明（按，即吴文英），能入能出。晚岁于坡公，尤为笃嗜。（《答张孟劬先生》）”正如唐圭璋先生所总括的：“取径梦窗，上窥清真，旁及秦、贺、苏、辛、柳、晏诸家，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见，取精用宏，卓然自成一家。”①如此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取众家之长而融合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最能完美表现国家、身世悲剧的风格，自当不愧为结穴千年传统词的“殿军”，在如日落时的晚清词坛上放射出耀眼的满天红霞。
注释：
① 见《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