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海防论文,年间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绪乙酉年间（公元1885年），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海防筹议”。（下文简称“乙酉筹议”）这是继同光之交“海防筹议”后的又一次大“筹议”。近年来，史学界对同光之交“海防筹议”评述较多，而对“乙酉筹议”并没有引起重视，至今未见专文论述。鉴于此，本文拟对“乙酉筹议”作简要评述，以求加深对近代中国海防建设发展史的研究。
“乙酉筹议”的发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首先，1884年的中法战争，法国海军侵占台湾基隆和马尾海战福建水师的全军覆灭，使清政府意识到十年来海防建设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为惩前毖后，必须令督抚重臣切实筹议“大治水师”问题。1885年6月21日朝廷发出的“海防筹议”上谕中明确指出：“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①
其次，大学士左宗棠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各自上奏有关加强国防建设的奏折，是朝廷作出发动有关督抚进行海防筹议之决策的直接推动力。1885年3月11日，左宗棠上《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认为：“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非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宸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②
继左宗棠上奏之后，李鸿章于6月17日上《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折》。李鸿章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讲求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臣与津海关道周馥等筹商，暂就天津水师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备学堂。”③左、李两大臣的奏折，并非涉及海防建设的全部问题，尤其是李鸿章的奏折是有关陆军将才的培养问题，但是，朝廷以左、李两奏折为引子，发出了“海防筹议”的上谕。
6月21日朝廷发出上谕，强调“以大治水师为主”，“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等督抚就“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机械应如何精选”及“遴选将才、筹划经费”等问题，“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④与此同时，朝廷将李鸿章、左宗棠的奏折，一并随上谕抄录转发有关督抚阅看。
6月21日朝廷发出“海防筹议”上谕，有关督抚遵旨纷纷具奏，各抒所见。综观奏折，筹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设置总揽全国海防事宜的中央领导权机构问题。这是“乙酉筹议”中的主要问题，也是督抚们认识比较一致的问题。
在同光之交的“海防筹议”中，督抚们并没有议及设置总揽全国海防事宜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朝廷最后决策：“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⑤这种南北洋分头筹办海防的决策，在实际筹办海防进程中，暴露出畛域太分，事权不一等弊端。为此，清政府于1883年在总理衙门机构中添设了“海防股”。不久，总理衙门又设想以沿海七省专设一“海防衙门”，“并各省水师船政、营制、炮台、海径、机器、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画。”总理衙门将此设想函告李鸿章。李鸿章于1884年3月10日复函总理衙门，明确提出设置“海部”，其理由是：一，“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轸畛域太分，自非事权归一，无以联气脉，而资整顿”；二，“海防衙门”应改称为“海部”，因为，“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三，西方国家海部“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考虑到中国“外患如此其亟，时势必须变通。应设径设海部，即由钧署兼辖，暂不必另建衙门。凡有兴革、损益、筹饷、用人诸事，宜悉听尊处主持。”⑥在此次海防筹议中，李鸿章于8月11日上奏朝廷再次强调设置海部的重要性。他说：“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卿以总理之。今虽分南北两洋，而各省另有疆臣，迁调不常，意见或异，自开办水师以来，迄无一定准则，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画一之权，遂至师船徒供转运之差，管驾渐染逢迎之习，耗费不赀，终无实效，中外议者多以为訾。或谓宜添设海部，或谓宜设海防衙门，有专办此事之人，有行久之章程，有一定之调度，而散处之势可归联络。若专设有衙门，筹议有成规，应手有用款，则开办后诸事可渐就绪。至办之愈久愈有裨益，一切详细纲目，须参考西国海部成例变通酌定，南北一律永远遵循，斯根柢固而事权壹。”⑦
对于是否应设立类似于西国“海部”的机构，除上述李鸿章系统发表设立“海部”的理由外，多数督抚亦发表赞同意见，仅仅在机构的名称、衙门设置的地址、职官的称谓等问题上有不同主张。左宗棠主张：总提海防大纲者，“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曰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制炮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卫畿辅。”⑧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主张：“在京城添设总理水师衙门，特派公忠体国晓畅戎机之亲王总理水师事宜，沿海各省督抚均归节制。又拟于疆吏中钦派威望素著、熟悉洋务之大臣一员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衔，各口分驻兵轮均归调遣。”⑨福州将军穆图善主张：“海部宜设天津，置尚书部曹，直、江、闽，并请加海部尚书衔。”⑩李元度则主张：“总理海防之大臣开府于台湾。”(11)
第二，关于中国海军应分设几支舰队为宜的问题。这是本次筹议中督抚们议论最多，且分歧最大的问题。
中国海军应分几支舰队，即如何分区设防问题，早在同光之交“海防筹议”中已议及。当时丁日昌在《海军水师章程》六条中曾提出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的设想，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附议了丁日昌的方案。总理衙门考虑到“财力未充，势难大举，只可量力择要筹拟”，故最后决策：“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12)然而，清政府的“就一化三”的海军建设方针，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作为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的沈葆桢于1878年3月上奏朝廷，认为：“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推让之美名，而忘筹防之要务”，请求仍按原议，将海军经费半解南洋。(13)不久，“沈葆桢又奏定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两，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14)因此，在海军开始筹办不久，实际上就形成了北洋、南洋、粤洋（福建、广东二支）三洋四支舰队同时筹办的局面。
在“乙酉筹议”中，督抚们根据各自不同的认识，提出了四种分区设防方案：
第一种方案，李鸿章、穆图善、李元度、叶廷春等主张分设四支（部、镇、旅）舰队。李鸿章认为：“中国洋面广袤万里，南须兼顾台湾孤岛，北须巡护朝鲜属邦，非有四支得力水师，万不敷用。北洋合直、东、奉为一支；南洋苏、浙合为一支；闽台合为一支；广东自为一支。”(15)穆图善主张：“海军宜区四部：闽、粤各立一军、浙江归南洋，山东、奉天归北洋，各练一军。”(16)李元度主张：“设海军四镇：直、东奉为一镇，江、浙、长江为一镇，台湾为一镇，广东为一镇。”(17)叶廷春主张：“练海师四大军：直、东为一旅；闽、广为一旅；江、浙为一旅；另设游击之师为一旅。”(18)
第二种方案，杨昌濬、秦钟简等主张分设三支舰队。闽浙总督杨昌濬早在1874年浙抚任内，“曾建议沿海各省宜分设三支水师，每支精练水军万人。”此次筹议中，杨仍力主练三支水师，“每支铁甲大小以四号为度，碰快兵船二十号，另设鱼雷船四五号，运船两三号，统领以水师提督为之，帮统以水师总兵为之，各省海口仍须酌留轮船数号防护炮台、运送军火，不与征调。北洋水师设于津沽，兼顾奉东各口；中洋水师设于吴淞，兼顾浙江定镇各口；南洋水师设于台澎，兼顾粤东琼、廉各口。”(19)秦钟简主张水师“分奉天、直隶、山东为一军；江苏、浙江为一军；福建、广东为一军，分设统领，不归督抚，有事更立大帅。”(20)
第三种方案，彭玉麟主张建立两支舰队。他说：“设一总统驻吴淞，分设两大镇：一驻大沽，直隶及盛京、山东、江南各口属之；一驻厦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各口属之。”(21)
第四种方案，左宗棠主张分设十支舰队。他说：“设海军十大军，每军铁甲、快船、炮船、鱼雷等皆备，设统领一员，帮统一员。以八军分驻各省海口，其余二军一巡东洋，一巡西洋，每年轮换。”(22)
第三，关于筹饷问题。这是此次筹议中督抚们议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也是一时难于认真落实的问题。
同光之交“海防筹议”后，朝廷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防经费。但这笔经费常无着落，且时被挪作他用。李鸿章在1885年8月22日的奏折中无可奈何地说：“光绪元年奉拨南北洋的海防经费名为四百万，大半无著，岁各仅得银数十万，只能备养船购器零用而已。”(23)今朝廷主“大治水师”，李鸿章提出：“每岁须筹提银五百万两以大治水师之需，约计十年当可成军。”(24)为解决庞大的海防经费，督抚们提出了种种开源节流的主张。
李鸿章主张“以轻息借洋款”、“酌提各关洋药加税”及“依洋法精印钞票”发行，使“公家常得无息之借款”；(25)左宗棠主张“加洋税”和“裁额兵十分之六，裁勇十分之一，减沿海水师及艇船，以节糜费”；张之洞主张“访求矿师开采福建之穆源等处，广东之惠州等处”铁厂以开财源；彭玉麟主张“清查厘金”，对“食盐每斤加价钱二文”；吴大澂主张“陆军裁八留二，所节之饷，半归户部，作为水师经费”；李元度则主张“议减漕运，将江南、江西、浙江、湖广漕米、耗米均改折色，由仓场采买，官俸兵食或给折价，或给麦石”和“上海、闽粤各机器局报销宜核实，并节省出使经费。”(26)等等。
第四，关于造船、制器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筹议，督抚们的主要分歧议集中在舰船的来源问题上。综观有关奏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多数督抚主张采取定购与自制（仿造）相结合的办法。李鸿章认为，铁甲舰“工程较大，中国铁矿尚未兴办”，“欲以大件运华合拢不合算”，故应“定造”；“捷报舸机灵行速，在洋厂定造为宜”；“穹甲快船及鱼雷艇等，则可令闽厂妥觅图式，次第仿造”；(27)杨昌濬主张：“船厂亦宜分设，除闽省现有马尾船厂，但须增拓不必另设外，似北洋与江宁尚须添设船厂一处，以扩自强之基。厂未成以前，仍一面购买或向外洋定造。”(28)二，主张“定购”。吴大澂认为：“中国船厂不能自造铁甲、钢甲，自应向外国陆续订购”，并提出“由户部每年筹定水师经费银五百万两，请以三百五十万为购船炮之需，以一百五十万为修造船坞添筑炮台之需。”(29)三，主张“自制”。穆图善认为：“遴谙机器者，为工部堂官郎曹；添设商政官于津、沪、汉、闽、粤等处；山东、浙江亦宜设厂以造蚊船、快船；另设总厂于江、粤两省，以造铁甲等船；两湖宜设厂，以造平底轮船；各省均宜设炮厂。”(30)
第五，关于遴选、培养海军将才问题。
督抚们对于遴选、培养海军将才问题重要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分歧在于：遴选、培养的途径上。主要有，两种不同主张。
李鸿章、张之洞主张通过派遣留学生加以培养，在留学生中遴选。李鸿章认为：“中国所用非所习，则无真才可用。二十年来，福州船政有驾驶、制造两学堂，各生出洋肄业，虽拔十未必得五，亦有可造之选；嗣在事者勤终怠，渐至继起无人。天津创设驾驶管轮学堂未久，头班学生甫上练船，尚难剋期成器。然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因此，李主张“广募殷实清白之俊聪子弟，于津、宁、沪、浙、闽分设官学以教之。学有根柢，劝令自备资斧出洋，在各国大书院、大兵船观摩考证，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学成回华应考，酌定等第，予以水师职衔。”(31)张之洞也认为：“中华水陆学堂，津、沪、闽本有规模，粤省现始创议，奏请拨款开办。俟筹有定款，自当选择师生，认真讲求。惟读书考察，成效迂缓；百闻不如一见，古有明箴。”因此，张主张：“拟选派精壮用心之员弁生徒，出洋习练。其一途隶于出使大臣分发各国家学堂水陆营伍、炮台、船厂分科学习；其一途驾坐练船，周历华洋各海口，先中后外，籍以周知诸邦口岸形势，战船规制，练习风涛驾驶，练船即为学堂，兼可讲习诸艺。”(32)
曾国荃、杨昌濬主张在国内培养、遴选将才。曾国荃在《遵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中国遴选将才应仿西法，在国内实行，不必出洋。他说：“西法管驾，必由炮手、队长、队总逐渐洊升。幼而学，壮而行，故能尽其所长。今拟仿照，在金陵下关设立水师学堂，购备仪器图籍，广招粗通洋文之年少子弟，聘请英国水师解组半俸之大员来华，分科教授天算、地舆、测量、驾驶、布阵、攻坚、鱼雷各法。每六阅月，由教师带同学生乘坐操练兵轮，放洋游历五大洲，操习风涛沙线；一遇泰西海上有争战之事，纵之使观。每届一年，由南洋大臣考试一次，分别赏罚。约计数年后，于驾驶各法自能通晓，拔其优者，派入各兵船充当管驾，庶水师足成劲旅。”(33)杨昌濬认为：“将才亦须练而后胆识始稳。各国兵轮视商务为转移，平时游弋海面，往返数万里，训练既极精熟，故临敌应变操纵自如。中国并无商务，一切经费必须预筹，各兵船专派学生，或胆气不壮。似须以学生为管驾，以曾经战阵将领为管带，互相为用。并分段按期出洋练习，考核人才不拘资格。”(34)
“乙酉筹议”主要集中在上述五大问题。此外，左宗棠奏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秦钟简奏请裁长江水师等。
各督抚遵旨具奏后，慈禧太后于9月30日发出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著一并与议，所有左宋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35)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及李鸿章、奕譞等人即遵旨“会议”，“会议”后即向慈禧太后呈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此折对督抚们“筹议海防”的主张，多数提出了决策性的意见：一，赞同设置类似西国“海部”的海防建设领导机构，“似宜于钦派综理王大臣之外，责成派出之疆臣，专主其事。小事专决，大事会商，庶免事权不一，号令烦渎之病”；二，对于海军舰队支数问题，认为十支、四支、三支之说，“皆为统筹全局起见。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考虑到“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在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故决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三，关于筹饷问题，否定了李鸿章“以轻息借洋款”的筹饷办法，理由是：“自法事起后，广东已借用九百万，福建已借用四百万，京城已借用五百万，十年内本利兼还，已形竭蹶，若再借用，恐各关税无从抵拨，似非必不得已，不宜再借洋款。”对其他筹饷方式基本表示同意；四，对于造船制器、培养遴选将才问题，未发表确切意见。另外，对左宗棠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一节，“遵旨会议海防折”认为：“台湾为南洋要区，延袤千余里，民物繁富，自通商以后，今昔情形迥异，宜有大员驻扎控制。若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似属相宜，恭候钦定。”(36)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上奏朝廷后，慈禧太后遂于10月12日发出懿旨，就近四个月的“海防筹议”作出最高决策：一，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二，确定“精练北洋水师一支”的海军建设方针。懿旨称：“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三，筹议其他各节，由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规划办理。“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奕譞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37)同日，清廷决定设台湾行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务由闽浙总督兼管。
至此，为时近四个月的海防筹议宣告结束。筹议过程中督抚们所筹议的五大问题，一、二两大问题有明确决定；其他三大问题由成立后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乙酉筹议”，就其规模来说，并没有同光之交的“海防筹议”来得大；筹议时间亦比同光之交的筹议来得短些，但是，笔者认为“乙酉筹议”在近代中国海防建设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乙酉筹议”是同光之交的“海防筹议”的继续和深化。同光之交的筹议集中解决了把海防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战略重点；而“乙酉筹议”集中解决了如何加强海防建设的问题。“乙酉筹议”对1875年以来的中国海防建设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尤其是对海防建设中所存在的“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畛域太分”、“事权不一”等严重问题作了较为客观的反思，为清廷对海防建设作出新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设置总揽全国海防建设的中央领导机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从而加强了全国海防建设的统筹，加强了集中统一的领导，自此，中国海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重新确立“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的海军建设方针，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较好地体现了清政府在70年代所确定的把日本作为中国海防建设的战略防御目标。因此，“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的海军建设方针，不失为一个积极可取的方针。
第四，设台湾行省，这对于加强台湾省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加强中国的国防建设，对于打击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诚然，此次海防筹议以后中国的海防建设仍不尽人意，如，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在海防建设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筹饷、制器、造船、遴选将才等问题仍然解决不好；等等，但是，我认为，以后出现的问题并非“乙酉筹议”本身的问题，而是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所使然。我们不能以1885年以后海防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视“乙酉筹议”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因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否定“乙酉筹议”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④⑦⑨(15)(19)(23)(24)(25)(27)(28)(29)(31)(34)《洋务运动》，丛刊（二），第559、560、570、572、566、562、570、570、570、566、563、573、569、5663页。
②③《光绪朝东华录》（二），第1941，1942页。
⑤(12)《洋务运动》，丛刊（一），第154、146页。
⑥⑧⑩(11)(16)(17)(18)(20)(21)(22)(26)(30)(32)(33)(35)(36)(37)《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1、57、60、61、60、61、61、61、62、62、62-64、65、54-55、44-45、58、58-66、66页。
(13)《沈文肃公政书》卷七，第52页。
(14)《洋务运动》，丛书（八），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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