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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太史公曰”形式上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将其发展成为系统的史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
慕义、慕贤。《屈原贾生列传》对“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满怀深情，以屈原屈志自沉，感慨自身就辱受刑，慨叹曰：“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管晏列传》中讲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羡焉。”对二人作为人臣的忠贤作了高度赞扬，尤其将自己对晏子的仰慕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来，亦使人感慨：“斯世乏人矣！”再如《孔子世家》中一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字里行间毫不吝惜褒扬之辞，“可谓至圣矣”，对圣人的仰慕尽显。联想到天下君王、贤人在一介布衣的孔子面前顿时黯然逊色，不禁令人深思：如何才能千秋不朽？站在司马迁的立场上，我们很容易就会做出回答，那就是“立言”。这也是司马迁人生追求的至高目标，也可以说，孔子的影响使他有了更宏观、更超前的历史观。 在论中，司马迁也通过对孔子生活过的地方的风俗的描写，凸显圣人的高、景（大）品德。
贬利、贬名。为太史公所不齿的是徒有虚名，或追求虚名、不为天下谋利的人。如《孟尝君列传》，针对孟好客之名作了阐发：“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此处所采用的写法与《孔子世家》中有相似之处，以事实说话，谈当地风俗恶劣，不客气地讲，孟尝君所招致的皆是鸡鸣狗盗之徒，实在是危害一方，太史公对这一“好客”虚名下隐藏的实质予以揭露。 再看《袁盎晁错列传》：“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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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本为不好学而忌心盛的小人，只因有才智，就善于随事应付，所以能结绛侯周勃和丞相申屠嘉的欢心，开释文帝迁淮南王的悔恨，折赵同之谗言，解慎夫人之怨怒。又交友大侠剧孟，惠赐从者以侍儿。既有好胜矜名之心，便使人畏之而加以疾忌，所以终死于非命，“竟以言败”。
综上可见，热衷求名之人，必为人所疑，终会生祸害。“名”为祸之始，“利”也同样会葬送性命。
如《张耳陈馀列传》：“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述张耳陈馀两人结友，善初而隙末终至于相屠，端由一个“利”字。《容斋随笔》卷十二：“张耳陈馀，少时为刎颈交。其后争权，相与置死地而不厌。盖势力之极，其究必然。“自私之人，必争利之所在。”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敝，何以异哉！”
太史公慨叹私利为祸乱之源，不但统治阶级如此，就是黎民百姓也无例外，《越世家》中范蠡从越逃至陶，号陶朱公。其次子在楚犯了法，被囚禁起来，其长子要持千金营救，而终为好利惜金，葬送了弟弟的性命。可见趋“利”会令仁义殆尽，善心不存，是太史公所贬斥的。既褒既贬，还历史一真实如将《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对照，写李广，“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倾倒之情溢于言表，但传中亦实录了李广“自负其能”，几次覆军的事实，记载了李广心胸狭窄，枉杀霸陵尉，及杀降的残忍之行。不因爱而虚饰。对卫、霍两人，多曲笔讽喻，论赞借苏建语批评卫、霍声威赫赫，而“天下之贤大夫无称焉”，又云“其为将如此”，鄙视之至。同样，对于卫、霍敢于深入敌军，屡立战功等也并不因恶而抹杀。这充分体现他的“不虚美不隐恶” 秉笔直书的良史风范。
再如《苏秦张仪列传》：“纵横何尝有定权？秦、仪何尝有定见？总之为富贵利达计耳！”说尽苏、张人品，反复无信，唯以其私利为目的，完全不顾惜百姓的利害。正如前文所言，太史公是深恶此类不惜一切代价牟利之人。但在论赞中，太史公曰：“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还历史一个真实，还苏秦一个清白，由此可见，太史公作为史官是严格把握这把公正的尺子的。亦人亦己，言人生之理想。
一部《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想来不仅词采斐然，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饱含着“罹忧”的怨愤。一篇《屈原贾生列传》即是在写自己，至如《伍子胥列传》中：“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再如《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虽然对屈原怀着满腔的怨愤和刻骨的绝望自沉汨罗的遭遇，司马迁深深理解，感慨叹息，但在阐述自己的生死观时，一改传统的轻易取生的态度，主张忍辱负重，这无疑更需要勇气。
论文作者:王儒卿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7年5月总第22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5/24
标签：列传论文; 苏秦论文; 屈原论文; 太史论文; 孔子论文; 天下论文; 司马迁论文; 《教育学文摘》2017年5月总第229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