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重农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思潮论文,重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 （2000）06—0123—07
近代以降，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潮流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推动着国人思想观念的变革。特别是1860年后，中国新型工业的创建、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勃兴、市场的拓展等诸多经济因素，与有识之士“求变”、“务实”的心理素质相结合，催化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流转，使得甲午战后以张之洞、刘坤一、张謇、罗振玉等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实业救国论者和部分统治者企望在中国建立植根于近代工商业之上的农业。这种呐喊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变革思潮相裹挟，形成了晚清颇具影响的重农、兴农思潮。
一、产业观念的变革与重农思潮的形成
众所周知，农本商末是二千年来乡土中国例行不替的经济模式，在其内部，农商二业被视为互不相侔的两极，国家通过抑商而重农、贬商而崇士，有效地巩固着“士农工商”的秩序结构，制约着整个社会内部的均衡发展。及至1840年，国门大开，特别是1860年后，伴随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及农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剧烈冲撞，农本商末的产业结构开始失衡。此时，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人为首的先觉者，在“变局意识”的驱动下以西方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力倡“重商”之说，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重商思潮”。浪逐涛涌下，国人的“末商”意识淡化，而且出现了“中西互市以来，商务日盛”[1]的情势。 它表明“商”首次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所言之“商”，并非仅指单纯的商业贸易，而是包括商品生产与流通在内的各个经济环节。如此，以“商”为切入点，对“商”的倚重，意味着生产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商品化程度；同时它必然促使人们拓宽视野，对社会生产的研究走出中世纪农业一域的拘囿，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农、工、商各个领域，并对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作出新的探讨。这是产业间内在逻辑使然。陈炽曾明确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体用在工，则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2]显然， 人们已经立足于“商”，强调它在国计民生中功用的同时，又突出了农、工、商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悟察到农业发展、工业繁盛对商品竞争的支助作用，而且初步萌发了三者协调发展的思路。其后，张之洞通过自身洋务实践的体验，对此又做了更为全面的论述：对一个地方官来讲，“利民”为执政之首要，何以利民呢？“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3]对一个国家而言，强国富民为要图， 其大道是“以多处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所运”[4]。 不言而喻，张之洞已背弃了产业上的厚此薄彼观念，窥见农工商各部门间的依存相资关系，并以此为基点，1898年4月在《劝学篇》中， 又从国家存亡的高度阐明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重要性，指出：“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也。”[5] 这种认识无疑顺应了产业间的内在逻辑，因为通商时代，承载知识分子挽回利权之厚望的“商”，必然要求农业部门提供充足的原料或产品；同时又要以工业为支柱，加大其竞争力和价值附加量，三者缺一不可。和陈、张二人同声相应的大有人在。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云：“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事所固然。”[6] 湘籍士绅扬昌济也认为：“农以生物者也，工以成物者也，商则转而运之”[7]。 倥偬一生的李鸿章在晚年也以形象的语言释明了时人的心声：“我华士大夫皆以太平为主。夫太平有三美女焉。农，一也；工，一也；商，一也。女三成粲，而实共争妍斗丽于太平之世。”[8]强调三者的一体化发展。简言之， 以上诸论不约而同地凸显了一个思变时代人们的共识：以市场为导向，农工商协调发展。这既是对“士农工商”畸形社会分工的背叛，也是民族危机驱逼下国人生产视角由家庭转向市场的必然。
然而，“商”之地位升迁及农工商一体化发展必须有根基为之依托。依托何在呢？当首推农业。对此人们的认识也颇为一致。1896年，罗振玉为首的沪籍绅商在颁布农学会章程时就称：农业虽与工商并称，但前提必须是地面生材丰饶后，才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故“农实为工商之本”[9]； 康门高足梁启超在为《农会报》作序时也称：“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其指趾，虽有圣药终必溃裂。”[10]可以说，他们在不怀疑商务固有价值的情况下，指出当时应先增加农业产量提供任何一种工商业所需的原材料，这不能不说是深得要谛之谈。继此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各种方式昭示出相似看法。1898年4月，张之洞上奏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 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11]；7月，康有为上书亦说，“万宝之源， 皆出于土，富国之策，咸出于农”，恳请光绪皇帝“兴农殖民”，以富国本；[12]张謇也表示，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犹要”[13]。以上言论表明，人们在要求农工商并重的同时，又都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视其为“工商之本”，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不过，此时他们所言的“以农为本”和旧时的“农本”思想已大异其趣，并非推崇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而是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来论述，视其为为工业提供原料的部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与当时所倡的“定为工国”、“工商立国”实无抵牾之处，具有着以往时代未曾有过的内涵，而且又与国人重农的心理传统相契合，这样赢得的便是社会各界的认同。
由于为数众多的绅商和身居要位的封疆大吏的再三呼吁，引起了各方共鸣与响应，使得重农、发展新型农业成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一股新潮流。在这股潮流的冲刷下，1898年7月～8月，总理衙门两次颁布上谕，宣称“农务为富国根本，极宜振兴”，要求各地督抚“切实兴办，不得空言”[14]，从而使改良农业上升为一项国策，并且不断强化。受此浸染，一些守旧人士也为之所动，观念发生了变革，渐次加入到这股洪流中，使重农思潮愈发壮大。如直督荣禄曰：农工商三事，为民间衣食之源，国家富强之本，现今惟有“农务讲求，种植得宜，地利克尽，则闾阎渐臻殷富，工作必自繁兴。艺事既精益求精，商贾资以获利，转运负贩必日益辐辏，分之各有专属，合之事实相因”[15]。至此足以说明，世纪之交，对农业重新认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农社会氛围。
概言之，晚清世纪之交，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官员，还是伏处乡野的绅商士人；也无论政治上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程度不等地对产业问题进行了新审视，背离了农工商关系上的厚此薄彼的偏见，初步形成了适合“商战”时代的产业经营新思路，即以商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后劲的一体化经营理念。此种思路与重农的社会氛围叠合交加，无疑是推进中国农业由旧式的以家庭消费为主的自足性农业向以市场竞争为着眼点的工业性或商品性农业进化的动力。
二、发展近代农业的举措与实践
重农的终极目标在于兴农、发展新型农业，最大限度挽回利权。为此，重农思潮的倡导者和力行者顺应潮流，从世界大势角度来探讨农业的走向，并对改良农业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方案和举措，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端。
第一，提倡农学教育，创办农务学堂，普及近代农业知识。对现代知识的接受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首位实质性的步骤”[16]。学堂是传播新知、实现个人从传统走向现代最重要的背景因素之一。农学教育无疑是教化劳动者、示范新技术、推广先进生产方式的重要途径。19世纪末，有识者已从中西的差别中意识到农学的重要性，认为泰西各国近百年来日新月异之由，在于“讲求农学”，中国裹足不前皆因“农学不讲之故也”。[17]不惟如此，谭嗣同还从生产现代化的高度将世界农业分为“有学之农”和“无学之农”两大类，所谓“有学之农”指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近代农业；“无学之农”指传统的经验型农业。基于两类农业中科技投入的悬殊，他断言：“有学之农获数十倍于无学之农”，而且将来“地球之治必视农学为进退”。[18]梁启超也竭力吁请讲究农学，将“欧洲寻常农学之法所产推之中国”[19]。正因如此，设立农务专门学堂的实践自维新运动起在各地付诸实施。1896年8月，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将农政列为所设科目之首，1898年4 月他再次奏请兴办农务学堂，以传授杀虫、施肥等化学新知；同年，他又在武汉城东门外开始择地，延请美人布里尔，购西式农具佳种，肇建湖北农务学堂，讲授种植、畜牧、茶务、蚕务等各门，务使诸生识别土宜，研究物性。[20]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创办江宁农务学堂。 以此为滥觞，创设农务学堂之势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新政期间，仅商部存在的短短几年间，各地设立的农务学堂约有58所之多[21]，由是足见人们兴农之心殷切。这些颇具近代色彩的学堂主旨为“参用西洋新理，改良土法，俾扩固有之利源，开未来之风气”[22]。学堂延聘外人或留学生任教习，开设诸如土壤学、园艺学、化学、植物学等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很明显，它们的存在一方面开辟了传统教育的又一块荒地，打破了农业与教育绝缘的窘境，有力地促进旧农业向知识型农业进化；另一方面培育了一批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现代农业人才，他们又成为新文明的再传体，在开启民智、传播新知、加强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起着未可小视的作用。
第二，要求设立农会、办农报；讲求农政、振兴农务。为了农情的互通及农业改良的统一擘划，1896年～1897年，张謇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文，建议政府速兴农会，广刊农报，振兴农务，推广商务，实行“听民自便，官为持护”的政策。1897年～1898年间，他又呈递了《请兴农会奏》等数折，再次吁请各省效尤英美等国广立农会，或集公司，或集官款，兴办和推广“树艺、桑棉、畜牧、制造诸事”，而且宽免捐税10年，以为乡民示劝。在张看来，农会设立，可饬令督抚护持和料理，这样既可“农政大兴”，又为“乡民增志而长气”，终使收入岁增，农业勃兴。[23]与张氏相呼应的是，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沪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研农业的民间组织——农务会；又设农报馆，聘用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书农报；并于1897年5 月刊行农业方面最早的报纸《农学报》，每月一册。在舆论宣传与具体实践的交相激荡下，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等事引起各界的广泛认同。1897年～1898年，康有为屡次上书请求清廷诏令各州县“开农报，以广见闻，令开农会，以事比较”[24]。后来就连亲贵端方也上折提议：在京城设京畿农学总会，刊办农学官报；购买东西农器，创设农务中学堂。凡此诸事分派专人负责，旨在通过此“训农”，使之为“通商惠工之本”。[25]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面对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张之洞、刘坤一会奏，敦促清廷在中央专设“考求督课农务之事”的农政衙门，“以资考验农务实事之用”，附设京师农务大学堂，以便农事专管。[26]众多声名显赫者的疾呼，迫使政府不得不认真思忖。1903年前后，清廷认为“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足，工商无以为资”，而且一再谕令各省督抚以振兴农工商为第一要务，尤其要“以农为本”。[27]各地官府秉承旨意，陆续设立改良农业的领导机关。如1905年，川督锡良令设“以挈全省农政之纲”的农政总局，局内附设农田、蚕桑、树艺、畜牧四部门；县设“以稽考本属农事”的农务局， 加强对川省农业的管理与督促。 1907年，直隶士绅率先成立了以“译书、编报、开智合群”为旨的直隶农务总会。其会章称：“无论会内会外人，如有新式农具，特别农产论说著作、中外新旧有用农书，愿送本会陈列考校、采择印校者，本会分别酬奖。”[28]同年，农工商部颁布了专为整顿农务而设的《农务会试办章程》，明文规定各省于省垣设总会、府州县设分会，职责“曰主办报、译书；曰延农师、开学堂；曰储嘉种；曰试种；曰制造肥料及防虫药、制农具；曰赛会；曰垦荒”[29]。显示了农业的现代化趋势。自此之后，农务会在各地遍立，仅四川一省，1908年成立农务总会，至1910年全省农务分会已达114处、农务会所711处，吸纳会员3646人。[30]这样，新的生产方式、技术、信息开始借助它们展延浸润，作用于旧式农业。为加强各地农务会间的联系，1910年清廷成立全国农务联合会，“联络全国农业机关，调查全国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全国农业改良与进行”[31]。至此，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上至中央农工商部、农务联合会，下达各地总会、分会，不仅席卷省城，而且渗透乡村的近代农务行政系统。这一套组织实行上下相属、分层负责的科层管理模式，使改良农业步入了一条制度化、正规化的轨道。
第三，派遣留学生，聘外国农教习，广译西方农书。部分开明人士和统治者认为，现时中国仿行西法、学习西方先进农技、推进西方近代农业文明在中国传播是时势使然。缘此，他们极力倡导向西方农业成效显著之国派遣留学生，聘其农教习，翻译西书。他们提议：将西方有关农务各书，如《农学新法》、《蚕务图说》、《农事论略》等，择其中“于中国土宜物力简当之资可以家喻户晓”；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农政、农器。在此之前，各省学堂“先酌聘西教习”，一旦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即行辞退西教习，以开风气。[32]1901年7月，张之洞、 刘坤一在会奏三折中提出，必须广译西书，加强中外农学间会通。现今可将日本所译的英法美等国数十种农务诸书转译到中国，使民明晓“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另一方面，针对读书人所形成的“不为功名不读书”的心理定势，建议政府采取“习农授官”方法，给予愿赴日本农务学堂习农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品秩不同的官职，赴欧美的，给奖更优。[33]此法在科举未废之时，不失为造成留学生学农冲动、加强西方农学东渐的良策。此外，还有人建议设立植物院，广购异国植物，详加演说广为利导，且与农学会互通声息；或择地设试验场，试验种植新法，待效显著后，再加推广；或聘用美国农师来华教习化肥土壤之法，考察土质，传播科学耕种新理等。[34]就以上所提建议或措施而论，可以说此时国人在农业方面观念已发生了较大转折，并立足现实放眼世界，博采汇纳，向西方寻求发展中国农业的良法佳艺，反映了他们对农业现代化的期盼。
综上所述，庚子前后，振兴农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锐敏之士，能够把握时代脉搏，顺潮流而动，他们苦心孤诣，或较积极地扶掖农业改良，或对农业改良的方法进行全方位探讨，举措迭出，竭力把西学的传播直接推向旧农业领域，以引导农业由旧式靠代际间经验传承推动向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知识型农业进化。
三、重农思潮的历史地位及评价
晚清重农思潮是国势衰微、民族危机等外力催化下的时代产物，亦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在国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就其嬗变的轨迹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自洋务运动中后期至甲午战争前夕的酝酿启动期，伴随重商主义兴起，人们开始发出微弱呼声，要求农业为“商战”及市场而生产；（二）甲午战后到1900年前夕的发展高涨期，与维新思潮相呼应，有识者发出改良农业的强烈呐喊，造成较强舆论，影响了上层统治者，同时也开始设农会、刊农报等兴农的具体实践；（三）与“新政”结伴而行的深层化趋势时期，最终叩开了传统政体的大门，改良农业上升为一项国策，体现更多的是重农实践，一批组织如农工商部、农务会、农垦公司、试验场相继出现。由其发展的脉络，可见其时代特征。
首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晚清重农思潮绝非是对历史上“农本商末”之故辙的复归，而是新形势下，以西方为坐标对农业基础地位重新体认的产物。19世纪中期后，随着商埠开放的增多，洋货畅行，加上战争赔款剧增，中国经济状况恶化，同时许多地区灾荒不断，农村贫困，粮食不敷，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土地贫瘠加剧，整个农业处于凋敝之势。这种态势一面使“岁收歉薄，谷价踊贵”，下层民众生计日蹙，社会动荡加剧；另一面使“商业萧条”、“洋货充溢”，危及“商战”之需，即商品性农业的发展。[35]农学思潮的兴起正是西方农学东渐与现实所迫交织下国人对农业认识深化的结晶，是新条件下发展新型农业的一种渴望，这种农业观中蕴涵着与传统农耕方法相别的新质。
其次，重农思潮与维新思潮、清末新政有着较大的同时性和交互性。时间上，都在庚子前后这一动荡难宁的时段中。内涵上，它们都是甲午战后对国家变革模式的再探讨。战后，以发展工业为旨归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以此为契机，人们一面反思洋务变革模式；另一方面又出谋划策，提出多种救亡方案。这时，无论是以康梁为首的新知识阶层，还是以张之洞、刘坤一为代表的与时俱进的洋务人士，变革重心在经济上多集中于“工商立国”、“振兴商务”上。此种思路必会驱使他们循流溯源，思索工商所需的原材料、产品之根本，十分自然地形成了“工商立国”而农又为“工商之本”的理念。此种理念在打破旧式“本末观”束缚的同时，顺应了现代化趋势。由此决定了“变政”维新与“兴学重农”有着相关联的内涵，而且也使两种思潮的倡导者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既是维新思潮的弄潮儿，亦是重农思潮的呐喊者；还有一部分如张之洞、刘坤一、张謇等，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支持变法，可视为维新运动的“同路人”，而且还是兴农的力行者。其实，他们在实现目标时所采取的运作方式如学堂、报刊、学会等方面亦有交互色彩。可见，以上几方面都彰显了“思变”时代思潮间交叉渗透而又相互促进、交相辉映的一面。
再次，农学思潮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功效。现代化的关键对中国来讲，是对农民社会的改造。此种状态下，想方设法加强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断增长农民的现代性是极为必要的。就此而言，重农思潮在某些方面已成为农村现代化的助推器：（一）农学教育宣传了科学知识，引进了一批技术手段和设备，促进了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的渗入。一批改变了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农业专门人才又成为现代文明的辐射源，在开启民智、促进乡村与外界交流方面起到桥梁作用；（二）农会组织提高了社会分化和自治程度。农会作为一种以振兴农业为职志的现代科层式职业组织加速了社会向细密化、技术化、知识化方向的分化，客观上顺应了现代化的大势；（三）农垦公司、农场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农经结构，开通了社会风气。
还须看到，重农思潮的最初动因是为解决内部生存需要，采取方式又是上奏条陈，显现出对政府的较大依附性；中国此时又处于动荡时期，政府财政匮乏、病入膏肓。这些决定了它既不可能解决农村的终极发展问题，也不可能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作出制度性准备；同样不可能真正使数亿农民的传统人格及社会心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能为此做出铺垫。
总之，晚清重农思潮，就时间而言，自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夕；从推动者来看，有督抚疆吏，亦有士绅名流，更有留学生、华侨、商人；从社会影响而论，它较其它思潮更具社会性、深入性。因而，这一思潮理应引起史家及后人所重视。可是多年来，由于人们习惯了以既成模式去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认为洋务运动的“器物层次”变革后，无可争辩的是政制层面的变革；再加上重农思潮又是通过一种舒缓渐进方式进行，这样也就会被维新及辛亥革命等急风暴雨式的思潮所湮没，使之成为历史的潜流而不为人所重。其实，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在多层次上又多元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