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司墨[1]2018年在《论行刑社会化的本土理论构造》文中指出行刑封闭化可以报复和矫治罪犯、修复和维护正义观,但无法充分满足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需求,阻碍了罪犯社会化的正当进程。行刑社会化应在行刑封闭化的基础之上完善罪犯的行刑方式,逐步推动罪犯的社会教化,实现罪犯心理和生理的社会化或再社会化。在中国语境内讨论行刑社会化,亟须确证行刑封闭化和行刑社会化的概念和作用,总结行刑社会化本土现状,以便从行刑社会化的性质、边界、目的叁个方面完善我国行刑社会化的本土构造。
李谦, 孙笑[2]2016年在《论行刑社会化视域下的假释制度》文中研究说明在行刑社会化的国际刑事政策潮流下,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应运而生。现实中,假释制度适用率低,主要原因在于受报应刑主义、重刑主义思想、假释奖励说等影响。现有的假释制度在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两方面均存在不足,特别是执行环节,具体可在假释的执行机关、假释考验期限、被假释人考验期间的权利保障等方面加以完善。
郦颖[3]2001年在《论行刑社会化》文中研究表明从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及趋势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许多西方国家为避免自由刑的执行导致犯罪人与社会的不适应,纷纷实施了有利于犯罪人改造的行刑社会化措施,如改良行刑机构的结构,创设狱外工作制度,采用归假制以及实行周末监禁或半周末监禁等,体现了行刑文明化和社会化的趋势。新中国政权监狱除了略受苏联劳改模式的影响,主要经历了一个名之为“劳动改造罪犯”的本土化实践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传统封闭式监狱与现代开放的社会生活的距离逐渐拉大。为此,我国在刑事执行的社会化上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并且取得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但总体来说,刑罚的发展仍处于主要采用监禁刑的阶段,刑罚的执行并没能完全达到行刑的预期目的。当前行刑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复归理想与复归效果的矛盾;封闭的监狱与开放的社会的矛盾;监狱目标和监狱经济的矛盾。所谓行刑社会化,笔者认为应该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在行刑过程中,依据法<WP=3>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协助下,采取扩大罪犯与外部社会进行接触等各种有效措施,减少罪犯意识、行为和能力等方面与正常社会之间的差距,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其价值体现在:行刑社会化是我国行刑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克服罪犯“监狱化”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增强对罪犯改造激励效果的有效方法之一;有利于提高监狱行刑的经济水平。在探索推进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积极借鉴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制度和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应逐步推行罪犯调查分类制度,建立警戒程度不等的监狱。监狱应该充分掌握罪犯的个人情况、警方的材料、法官量刑的理由和罪犯现实的服刑表现,对罪犯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戒备度的分类和所应享有的处遇。这既有利于对服刑者因人制宜,对症下药,也有利于将国家有限的刑罚资源合理配置。罪犯调查分类制度包括叁方面的内容:分类机构、犯人调查与分类处遇。其次,应逐步建立多层次渐进式的刑释制度。即把判决上宣告的刑期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完全监禁阶段。第二阶段:半自由监禁。期间可采取劳动释放制、学习释放式、归假制、周末拘禁制。第叁阶段:假释。第叁,逐步建立社区矫正体系,推行社区矫正制度。在社区利用社会资源对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在社区服刑的罪犯进行监督改造,并对刑释人员进行帮教。建成以后的社区矫正体系应该和我国目前的监狱行刑系统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起构成国家统一的刑事执行体系。 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实际出发,应加强行刑社会化的立法和司法完善。首先,应该直面行刑立法滞后和刑罚执行“令出多门”、“分而治之”的弊端,进行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同时,结合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组织体系,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完全的刑事执行、行刑司法体系。刑事执行体系既应包括监狱系统的执行监禁刑为<WP=4>主的刑罚机构,还应包括社会矫正体系,后者的主要职能是对在社区服刑的缓刑、假释等人员进行监督改造并对其帮教。因此,笔者建议,可以考虑由司法部统一管理和监督全国的刑事执行工作。 其次,在审判实践中控制适用自由刑,在行刑过程中体现社会化原则。应打破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封闭型刑罚体系和法定刑结构,扩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增设自由刑的替代性执行方法,如限制和完善短期自由刑、大量采用缓刑、改进管制刑、完善罚金刑等。与此同时,要改变传统自由刑的行刑方式,实行开放式处遇制度,增强罪犯回归社会的心理准备与适应能力。应该进一步加大行刑调控的力度;采取渐进式处遇方式,积极探索推行现代化矫正制度;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强化出狱人员的社会矫治工作。
周海挺[4]2004年在《论行刑社会化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行刑社会化是晚近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建立社区矫正制度、健全出狱人保护机制是构建行刑社会化的叁个要素 ,本文主要探讨前两个要素的几个相关问题。
狄小华[5]2003年在《论行刑社会化——兼谈我国的重新犯罪预防》文中研究指明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随着犯罪的增多,中国监狱也面临着人口爆满、经费紧张、行刑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根据国际行刑发展趋势,积极推行监狱行刑的开放,扩大非监禁刑罚的适用,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选择。
黄滔[6]2010年在《论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源流》文中指出全球轻型化的趋势,使得行刑社会化思想越来越得到重视。行刑社会化思想却并非本来就有,而是随着刑罚思想发展、监狱制度的改进而逐渐形成的。从人类刑罚思想及监狱状况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源流。
冯卫国[7]2004年在《论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基础》文中提出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行刑社会化既是法律的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又是在行刑领域实现法律的民主价值的重要手段。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因而行刑社会化具有效益价值。
俞利平[8]2014年在《论行刑社会化中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文中指出明确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及管辖范围,确立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队伍建设,全面规范矫正方法,实行差别化的矫正管理,乃是完善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任务。
张奕显[9]2007年在《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在自由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刑罚实现的主要手段的今天,监狱行刑作为自由刑的主要执行方法,已经成为各国刑罚目的实现的最主要的手段。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社会形势急剧变动,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性保障的刑罚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当前世界的刑罚正朝着“轻刑化”的方向发展,对人权的保护,对人道的追求,成为刑罚实施所应当考虑的重要方面。监狱行刑也相应地要做出改变,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才能与刑罚的改革相配套。在提倡刑事一体化的今天,实现各个刑事法律部门的内外协调状态是刑事一体化的目的。现在刑法及其具体的实践已经与以往的情形不一样了,已经处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刑事政策的视野之下。只有将监狱行刑放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下进行考量,才能在更为全面的角度看待监狱行刑的问题,对监狱行刑的改革和完善提出的建言才能更全面、更有针对性,也才能与社会的需要更为接近。本文第一章首先对各种刑事政策的定义的学说进行了辨析,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概念中抽象出自己对刑事政策的内涵的理解,进而提出自己对刑事政策概念的定义。接着又对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进行界定,从最高目标到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都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二章重点论述了有关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的关系:“监狱行刑的刑事政策化”,然后提出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下监狱行刑的目标是使犯罪人尽可能地复归社会,用这一根本目标作为指针具体指导监狱行刑的实践。第叁章介绍了监狱行刑与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目标的矛盾和冲突,指出监狱行刑的封闭性、非创造性、非自由性以及犯罪人对监狱规则的依赖性等监狱行刑的特征导致了犯罪人的“监狱化”、给犯罪人贴上“罪犯”的标签等种种弊端,造成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困难。第四章则针对监狱行刑过程中犯罪人相互感染、行刑社会化、对犯罪人的职业技能教育等问题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使得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复归社会。同时提出社区矫正的建言,从而能够弥补监狱行刑的不足,让犯罪人与社会更为接近,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复归社会,既实现监狱行刑的目标,又实现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
郭锐林[10]2011年在《浅论行刑社区化之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我国以社区矫正和管制刑为代表,在行刑社区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在制度立法、评估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还应包括对刑罚文化观念、人员素质、配套设施和经费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论行刑社会化的本土理论构造[J]. 刘司墨. 荆楚学刊. 2018
[2]. 论行刑社会化视域下的假释制度[J]. 李谦, 孙笑.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6
[3]. 论行刑社会化[D]. 郦颖. 华东政法学院. 2001
[4]. 论行刑社会化的构建[J]. 周海挺.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4
[5]. 论行刑社会化——兼谈我国的重新犯罪预防[J]. 狄小华.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3
[6]. 论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源流[J]. 黄滔. 知识经济. 2010
[7]. 论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基础[J]. 冯卫国. 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8]. 论行刑社会化中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J]. 俞利平. 政法学刊. 2014
[9].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监狱行刑制度研究[D]. 张奕显. 厦门大学. 2007
[10]. 浅论行刑社区化之理论与实践[J]. 郭锐林.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