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6年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一章，也是较为曲折复杂有显著变化的一个阶段。本文着重就20年代初至北伐战争前的中日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会议虽有激烈的交涉和争论，但在各种条件制约下，仍然达成一些协议，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利用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的时机，派兵侵占山东半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又得到列强允诺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经济上，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为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①，较战前增长2.6倍。日本几乎形成对中国的独占地位。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拒绝签《凡尔赛和约》，山东问题成为悬案。战后美国跃居西方列强之首，对远东和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英法势力也重返东方，谋求恢复和扩大在华的权益。因此欧美列强不能容忍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持续下去。
英美还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消除日本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利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参战军”。这支军队曾成为控制北京政府的支柱，又是日本左右中国的重要依托，战后虽改名为“边防军”，但本质上没有变化。然而曹吴于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打败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摧毁了大战期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参战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但日本又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奉军进入关内，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顽强在维护其所夺得的利益。
为谋求调整美、英、日等国的关系，协调处理各国在华的权益，美国经与英国秘密磋商，于1921年7月，向英日法意中五国非正式地建议召开六国华盛顿会议。这个倡议很快得到英法意及中国北京政府的赞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未能获得代表权，因此发表声明指出：“将来华盛顿会议，苟非本政府所派之代表列席与会，则关于中国之议决案。概不承认，亦不发生效力”。②日本则坚持凡涉及它对中国所掠夺到的权益，不得列入会议，声称“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③经过美英等国的疏通联络，除上述六国同意外，还有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加入，终于开成了有九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
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远东与太平洋问题”，中心是中国问题。战后远东地区对列强恢复经济有重要意义，“远东市场为日美英的未来的希望”。④1922年2月6日与会各国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其核心是确立“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⑤实际上是为美国和其他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铺平道路。当时美国国务卿休斯就得意地说：此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已“不是格言乃是事实”⑥了。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北京政府代表在美、英劝告和胁迫下，接受日本的要求在会外谈判解决山东问题。早在巴黎和会后，日本鉴于中国人民的强烈抗争及国际舆论的压力，曾拟引诱北京政府直接谈判山东问题，未被接受。1921年9月2日，日本原敬内阁提出《山东善后处置大纲》九条，主要内容是：将胶州湾租借权、中立地带还给中国；由中国将租借地全部作为商埠开放，尊重承认外国人既得权利；胶济铁路及矿山由中日联合经营。⑦北京政府曾复照日本，指出“胶州湾租借权”已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中国反对合办胶济铁路。华盛顿会议开幕后，美英深知日本不肯在会上讨论山东问题，就提议由中日代表“在会外举行非正式会谈”，美英派“观察员”列席，再将结果提交大会“公认”。
经过双方的激烈交涉和争论，中日代表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其要点是：日本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由中国开放为通商口岸，“准外人在该地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中国付给日本5340余万金马克等价的国库券，日本将胶济铁路移交中国，款项偿清之前，中方选任日籍车务长、会计长各一人；淄川等三矿由日本投资而不超过华股的特许公司开采；日本军队撤出山东。⑧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日本在中国人民强烈抗争及美英等国的压力下，作出了一些让步，使中国收回山东的一些主权。但它在山东的经济、政治地位仍很牢固。它可以利用胶济铁路、矿产、地产、工商企业操纵山东的经济命脉。又“由于领事裁判权的继续施行，青岛日本领事的地位在权力上不低于中国督办。”⑨然而，日本国内有一些人仍不满意，认为这是日本单方面的让步，是“屈辱”的外交，⑩为日本重新侵占大造舆论。中国则有不少人，不同意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而要求华会直接讨论决定归还山东主权。尽管如此，从历史实际考察，山东悬案的解决，双方减少了一个长期激烈争执的热点，毕竟使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是中日关系中的一桩大事。
中国人民的愿望远不限于解决山东问题。北京政府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恢复中国主权的多项要求，但绝大多数或被拒绝，或变相被否定，只有个别项目得到一些成效。至于废除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及换文的问题。日方代表声称，如废此约，将“必影响亚洲、欧洲及其他各国国际关系之安全”，(11)并认为它有“合法效力”。中国代表则严正指出：“二十一条”就其内容及当时胁迫签订情形而论，“在国际关系上独一无二”。该约破坏中国与他国条约，与本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的原则，不能相容；如不废止，将来必妨害两国的亲善关系。这表明，除山东问题外，中日之间的其他悬案仍然存在。
由上所述，通过华盛顿会议，中国北京政府被迫接受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的事实，付出高昂代价收回山东部分主权。日本对华的独占地位有所削弱，它在支持在华已夺得权益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让步，解决“山东悬案”。这使中日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为两国间的交往改善了一些条件。
二
日本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被直系所摧垮的事实，以及美英等国的势力重返中国的现状，着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1921年5月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确定先集中力量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并利用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对皖系等亲日势力也予以扶持，以便在适当时机再夺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满蒙”从明治以来一直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战略目标。日俄战后，日本势力侵入南满。20世纪20年代，日本更感到向整个“满蒙”扩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今后必须在这里获得“对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和权利。”(12)关于日本同张作霖的关系，原敬首相讲得很明白：“事实上是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来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有给张以优遇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事情就是如此。”(13)原敬内阁确定，对张作霖“整顿和充实东三省内政和军备”，在该地区确立牢固的势力，日本“应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14)对于张作霖向关内“伸张其势力”，争夺北京中央权力的企图，驻京日本公使馆武官及驻奉日本总领事都极力支持。日本外务省考虑到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下予奉张以公开援助。但一旦涉及东北利益，日本将全力加以庇护。这正是日本在1922年四五月间的直奉战争中的行动方针。
华盛顿会议以后，各列强之间在几个条约的约束下，表面关系有所缓和，实质上它们争夺中国权益的斗争并未放松，甚至“日美冲突弄得更加明显。”(15)直奉两系在直皖战后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随着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继续和加强，直、奉两系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争夺中央政权，很快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激烈的斗争。张作霖为了同直系抗衡，便同皖系势力和广东的孙中山联络，逐渐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1922年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直两军在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30日直军转守为攻。5月4日奉军大败，向滦州撤退。在奉军濒临溃散的关头，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不顾日本内阁作出的“不干涉”的姿态和决定，帮助张作霖指挥守卫滦州之战，使奉军得以保存实力，从容撤出关外。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首领在美英等国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竭尽全力推行消灭异己的“武力统一”政策，强奸民意，上演“贿选”丑剧，直系以种种倒行逆施，使它逐渐丧失了人心。
日本对直系政府实行两面政策，既同它保持外交关系，进行经济、文化交往，又对其严密监视，孤立和限制它的势力的发展，对于山东问题，继续办理交接手续。但对收回其他利权和借款等问题，采取强硬方针。1923年初，中国民众再次发出废除“二十一条”的呼声，强烈要求按期（1923年3月27日）收回旅大。国会参、政两院分别通过《咨请政府宣布“二十一条”无效案》。3月10日，北京政府照会日本指出“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撤回所保留各项外，应即全部废止”。照会并明确要求日方“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及废约后的各项问题。(16)日本视旅大租借地为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权益”，3月14日，日本外务省分致复牒于东京中国使馆、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反对北京政府关于取消民国4年条约换文及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7月26日，又发生驻北京日使芳泽因不向中国政府呈递国书，致顾维钧外长就职时不以公使待遇，双方引起交涉，各自发文件指责对方无理。(17)当时直系政府的税收近于枯竭，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以美国为首的新银行团准备给直系借款，遭到日本反对而不能成立，这对直系势力的伸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退守关外的张作霖，于1922年6月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不受北京政府节制。日本认为奉张能专心致力于“维护东三省的治安”“也是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决定在尽可能范围内给予援助。(18)1924年5月，日本政府在《对支政策纲领》中强调指出，其对华政策将“根据帝国利益关系适当加以调整，目前对东三省的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19)此外，奉系在日本的扶植下，财政经过整顿也大有好转。
日本在援助奉系的同时，加紧对“满蒙”的侵略扩张活动。大力地攫取东三省的路权，掠夺自然资源和土地。尤其是把延伸同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置于首位。1922年修通了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后，南满铁路公司急于向“满蒙”西部扩张，力图敷设郑家屯至洮南的铁路。他们越过北京政府，擅自向张作霖疏通和交涉，于1923年修通了郑洮铁路。1924年10月修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吉林省天宝山至图们江的铁路。他们还向北满采取“重新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首要目标是夺取具有高度经济、战略价值的洮南至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修建权。1925年9月，南满铁路公司提出了一个更具有野心的《满蒙铁路网计划》，拟用20年为期，以5.8亿日元投资，修建35条，总长8828公里铁路，准备把侵略势力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20)
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币原为了改变当时日本处于外交孤立的处境，提出实行“协调外交”。这实际上是为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他强调在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对华政策要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实他对于中国内政，并不是真正放弃干涉，而是改变一些干预手法。他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摄为辅的方针。但日本军部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为代表，却持另一种见解和方针。他们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加速实现大陆政策。在随后发生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巧妙地交叉使用上述两种手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时币原向国内外宣布日本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但宇垣却布置在中国的日本将佐与奉军“共同合作”。上原则根据情报拟定秘密计划，推动张作霖、段祺瑞合作，共同拉拢冯玉祥发动政变，颠覆曹吴。先是日方选择在北京政府任教育总长的黄郛为联系冯玉祥的中介人，由土肥原向黄提供一份从总统府窃取来的情报，即直方拟向美国求援的计划，将其副本转交冯，鼓动他断然起事，推翻曹吴。段祺瑞还亲自出马说动张作霖付给冯玉祥一笔可观的军费，其中首次交给的是一张横滨正金银行的100万元支票。(22)奉军先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10月上旬，战争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争夺激烈，伤亡惨重。当奉军弹药告急时，日方补给奉军步枪、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使奉军得以突破直军阵地。(23)10月中旬，吴佩孚亲率精兵往山海关督战，10月23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终于导致曹吴统治的覆灭。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日本加藤内阁认为孙中山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能接受，对孙取道日本也故意不理睬。他们采取了扶段排孙的步骤，由大仓洋行向段祺瑞提供50万元政治活动经费。段祺瑞在北京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取代摄政内阁，接着宣布“外崇国信”。在英日公使联合活动下，段祺瑞保证遵守一切条约，尊重外国特权。于是得到英美日等七国事实上的承认。北京政权实际上为奉系军阀所控制。1925年12月，奉军副军长郭松龄联合冯玉祥突然倒戈反奉。郭军一度占领锦州，逼近奉天，张作霖面临灭顶之灾。这时日本陆相宇垣和外相币原一致赞成以武力援张排郭。12月16日，日军宣布在距南满铁路两侧及起始点20华里的范围内，不仅不允许有战事发生，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军事行动包括退却和追击。(24)在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公然阻挠下，郭松龄部的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导致郭松龄兵败身亡。因此张作霖能暂且站稳脚跟，苟延残喘地继续维持其统治。
日本和奉张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例如1925年后，奉张开始着手修建铁路，其中主要有打通线（打虎山至通辽）。日本认为打通线与南满铁路“平行竞争之路”，是对其“既得权利的蹂躏”。声称“帝国政府断难默视”。这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尚比较隐蔽，随着奉系实力的增强和局势的发展，双方对利益的争夺及控制的斗争也日渐尖锐起来。
事实表明，日本在20年代前期调整了对华政策，先集中力量加强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并重点扶持张作霖充当工具，实行外交上的所谓“不干涉”和军事上的实际介入相结合的策略，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日本和奉张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的，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有矛盾和斗争，只是当时未突出暴露而已。随着以国共合作而兴起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日本当局继续扶植军阀统治，站在中国人民革命与进步力量的对立位置，这种局面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三
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权同日本朝野之间的交往，是反映当时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更尖锐地谴责日本的侵华政策，但仍然没有放弃争取日本支持的努力。他关于中日两国平等互助，在国际上共同发挥作用的主张，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关注，可是遭到日本当权者的冷遇和阻挠。
巴黎和会之后，退居上海的孙中山立即揭露日本武人、军阀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今日之继承德国山东权利者，即为他年继承德国败亡之先兆而已。”(25)1920年1月，他授命广东政府致电劝告北京政府勿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他认为“吾国宁可极力坚拒日本，而以抵制日货及其他断绝经济关系之法对待之。”(26)继而，他指出“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定，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4铁锁链，来绑中国手脚的。”提出“要各种力量都并合起来做工夫，连中国人，连日本人中间的民主分子，都要算进去，帮助废除二十一条款。”(27)
孙中山很重视争取日本人士对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理解和对南方政权的支持。在他回广州重建军政府之后，1921年初，日本有的报纸评论孙中山在搞“赤化”和亲美活动。他特发电报邀请宫崎滔天和萱野长知自日本经上海到广州访问。他诚挚地向日本友人解释说：“多年来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我认为它没有更改的必要，并期待此一主义得以贯彻实行。”至于“欲以亲美派、亲英派名目强加予我者，不过出于日本当局的一厢情愿罢了。”(28)宫崎等还受孙中山的嘱托，回日本后多方联络日本的一些企业家等筹集“民间资本”，酝酿到广州和海南岛等地进行开发。
1922年初，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身份发布命令，反对北京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严正表示对内“以救国讨贼为己任”；“对外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二十一条。(29)6月间南北军阀陈炯明、吴佩孚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发动军事叛乱再次逼走孙中山，导致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在实践中逐渐认清日本等国对华政策的实质，由对日本官方的指望逐渐转向联合日本国民和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1923年1月他在上海经过与苏俄特使越飞多次会谈，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确立了联俄政策。
孙中山再回广州重新设立大元帅府，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时，他在戎马倥偬中很关注日本的情况。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孙中山立即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慰问震灾。电文说：“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我深信日本举国必将本着素有的勇气与刚毅精神对待这一事件。”接着，他又向日本国著名人士山本权兵卫、后藤新平、田中义一、犬养毅、西园寺公望、宫崎民藏等一一致书慰问。其中说：“文自战地归来，留意讯访，幸挚友良朋，尚庆无恙，悬情之恫，差幸轻减。”(30)表现孙中山对日本友人的深情厚谊。
同年12月，广东军政府向英美等国争取收回关余的斗争达到高潮。北京外交团坚持要将广东应得的税款继续交给北京政府，并向广东政府提出警告，声称要“采取相当强迫手段，藉凭办理。”(31)列强还派出十多艘军舰先集中黄埔，继而开入省河进行威胁。日本也派出2艘军舰加入其中。孙中山毅然采取强硬手段，坚持原则立场，迫使各列强改变态度，将广东应得的关余，拨交大元帅府。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向东京报告，孙中山倡导反帝使“国民党的影响增长”。日本陆军当局认为不能忽视苏俄援华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化的危险”。外务省则估计广州反帝运动“并不是以日本为对象的”，国民党内反对联俄的势力正在增长，外相币原并不以为孙中山赞成共产主义。他主张日本对中国南方局势暂且静观，不必急于采取行动。(32)
同年9月，孙中山为配合江浙战争，率粤湘军2万余人，移大本营至韶关，准备北伐。参谋长李烈钧赴日联络。李于10月3日抵东京，虽先后会见了加藤首相、粕谷议长等有力人物，但日本政界只对他采取敷衍态度。李烈钧一行未能得到任何援助。
10月底，孙中山为促进全国早日统一，应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事。他自韶关返抵广州作准备。在出发前确定顺道访问日本，盼中日两国能真正提携合作。
孙中山一行于11月17日到达上海，在即将从上海起程时，日本政府外务官员传出反对孙中山赴东京的信息。表示对孙文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的条约，认为是无视现实的理想论，故加以拒绝。他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见解：孙文如果牺牲其部分主张，与中国军阀官僚中有声望的段祺瑞合作，建立巩固的中央政权。那么，日本政府除单独予以财政援助外，还将给予其他各种好意的援助。(33)
孙中山没有为日本当局的利诱所动，坚持原则立场。22日晨登海轮，依原计划途经日本北上。在船上接见日本记者时，他还表示：两国只应“亲善”，不能敌对。指出：“中日两国，就目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34)
当孙中山结束短期访问，离开日本到达北京之前，日本当局已勾结张作霖插手控制北京政权，密谋拥段（祺瑞）排孙（中山）的诡计。当孙中山扶病入京之时，段祺瑞政府在日英美等列强支持下，悍然拒绝孙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正确主张，而以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并压制民众中掀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孙中山在列强和段奉合谋打击下，病情恶化，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
孙中山的逝世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深切哀掉。3月25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公祭。萱野长知以梅屋庄吉、头山满等的名义到孙中山灵前致祭，并献了花圈。接着，梅屋庄吉等在东京青山会馆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5月9日，日本各界人士还在东京芝的增上寺举行追悼大会，除孙中山生前友好人士多人参加外，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及其他一些内阁成员也被迫参加。(35)由此可见孙中山在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互助，以及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努力，牢记在中日人民的心中。
四
20年代上半期，日本更着重依靠经济手段，来保持和发展在华的权益。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大战期间发展的基础上，已达到了新的规模。在此期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很频繁，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当时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币原外相的得力助手佐分利曾说，具有“四亿五千万消费者”的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最主要的”“最合适的市场”。(36)同时，日本与中国近邻，其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费省，在与欧美竞争中占居有利地位。币原面对日本当时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认为要促进日本经济再度出现“大战”时的景气盛况，“今后日本对中国的基本方针是逆用九国条约”。(37)就是说将华盛顿条约对日本的限制转嫁给西方，用华盛顿条约破坏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利用日本在地理上的“优越地位”，使“机会均等”原则更加有利于日本。192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达9.14亿日元。其中，日货输华有5亿日元，占日本输出总额的27.7%。日本对华投资约为18亿日元。(38)除东北为重点外，垄断资本还加强了对长江流域和华北的资本输出活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纺织业为中心，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以上海、青岛等地为例，如以1913年为基础，1925年的纱绽为6倍以上，纺织机为7倍以上。在中国近代化的纺织工厂中，日本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1925年为30.7%。日本资本的纱厂相当于英国在华纱厂的9倍。
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和凌辱为世所罕见。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罢工。如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宣布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5月中旬，上海日商纱厂因资方报复工人，再次罢工。日领事矢田看到事态扩大，联合英国策划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5月30日，英国巡捕蓄意向群众开枪，造成了王卅惨案，引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面对新的局势，加藤内阁采取了一些新的对策，摆脱日本自身的困境，维护其经济权益。首先，在外交上采取“追随英美的”态度，回避中国人民的斗争锋芒；其次，以允许段政府按照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精神征收附加税及对死伤者给予一些赔偿等经济让步换取政治上先行脱身。第三，同英国一起，策划“司法调查”的烟幕，把五卅惨案无限期搁置起来，甚至认为租界当局开枪有“正当理由”。
日本在对待1925-1926年召开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和提高关税率的问题上，一方面声称与列强相协调，又提出必须实行差额税率的主张，使关税会议无法达成协议而停顿下来。日本通过一系列的策略，避开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锋芒，使英国首当其冲。日货乘机打入抵制英国的华南市场。从而，日本在1925年度的对华贸易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1924年度增长1.4亿日元，达到6.437亿日元的数量。(39)
同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也很频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曾得到日本近代文化的启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主将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都曾留学日本。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日本也是主要渠道之一。《共产党宣言》和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先也是从日文译为中文的。反过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如鲁迅的小说等也逐渐传入日本，有的被译成日文出版。
在此期间，日本有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文化发展以及人民疾苦也十分关心。例如片山潜在1921年写了《日本和未来社会革命》，预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的社会革命也必然发生”。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不断关怀和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斗争。松本龟次郎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留学生的事业。他所创立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为留学生预备教育作出持久而卓有成效的贡献。内山完造从1913年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书店，经常为中日两国知识界提供会面和交流的场所，他同郭沫若、鲁迅等都建立真挚而深厚的友谊。类似的事例为数还不少。
中国人民以至当时的政府对日本人民的境况也很关心。如前所述，当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蒙受惨重损失时，孙中山立即致电、致函日本当局及友好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北京政府除及时派员向日本使馆慰问外，派驻日代办亲到日本外务省慰问，并由财政部迅速筹集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作为救灾专款。同时各地方长官也负责广泛募集捐款，尽数汇往日本。内务部、财政部另商拨款项，派遣专员会同红十字会携带衣服、食品和医药，迅速前往东京一带参加抢救工作，对此，日本特派议员五人来华答谢。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中日人民的友谊。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效法美国把部分庚子赔款拨为对华文化事业的经费。日方先设立了一个对华事业调查会，外务省派出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经磋商后，综合为大纲若干条，双方于1924年2月6日在东京签订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40)日本确定由所得的庚款中每年拨出380余万元作为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基金；所余147.2万余元，用于两国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起先此项经费的支配权完全操在日方手里。中国教育界在对该协定表示欢迎的同时，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有关事宜，日方最终也同意中方的建议。1925年5月4日，双方在北京换文，确定中日双方各派委员10人，组成委员会，委员长1人，由中国人充任。(41)经过双方协商推出柯劭忞为委员长，中国熊希龄等、日本服部宇之吉等为委员。通过上述协定和换文的实施，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
第一，通过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接受列强的协同侵略，日本对华的独占地位有所削弱。中日之间解决了“山东悬案”，减少了一个争执的热点，两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虽然双方关系的改善是暂时和局部的，在整个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值得重视和认真总结的。
第二，华盛顿会议后，日本面对国内外环境，调整了对华政策，重点对“满蒙”的扩张并利用奉系为工具。表明日本沿着既定的大陆政策的轨道，取得一定的成效。日本当局支持军阀统治，当时已背离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第三，孙中山长期为中日友好而努力，他的关于中日两国平等互助，在国际上共同发挥作用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中日两国人民珍惜和发扬光大。
第四，在所论时期内，日本更着重以经济手段保持和发展在华的特权，取得了新的进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发展比较频繁。《中日文化事业协定》的签订，虽然对日本来说，其最初用意在于缓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以及同美国争夺留学生等，但经过中日双方的协力实施，在客观上起着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这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注释：
①雷麦著，蒋学模等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5页
②《总统否认北庭派代表》，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9月13日
③⑥周守一：《华盛顿会议小史》，上海中华书局193年版，第8页，第154页
④［美］F.M.Simonds：《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东方杂志》第18卷23号
⑤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18页
⑦吴世湘编：《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346页
⑧《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208～213页
⑨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波斯顿1931年版，第709页
⑩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への道》，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卷第36页
(11)《华盛顿会议小史》，第206页
(12)(1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原书房1978年版，上卷，文书第524页
(13)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东京1951年版，1920年11月19日
(1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16)北京政府外交部：《外交公报》，第22期第1～3页
(17)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卷，第68～71页
(18)(19)《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31页，第62页
(20)《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卷，第3分册，第847～849页
(21)(22)铃木贞一等编：《土肥原贤二秘录》，（日文），东京芙蓉书房1972年版，第164～165页
(23)魏益三：《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勾结日本的两件事》，《近代史资料》总37期
(24)臼井胜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220页
(25)《孙中山先生答朝日新闻书》，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4日
(26)对京津《益世报》记者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1日
(27)《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卷第300页
(28)《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72页
(2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6页
(30)广州《民国日报》19239月25日
(31)《顺天时报》1923年12月16日
(32)《日报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PVM12～53
(3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册第2072～2073页
(34)《申报》1924年11月24日
(35)梅屋庄吉：《备记录》，1925年3月12日、5月9日，转引自《孙中山、宋庆龄和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版
(36)币原和平财团：《币原喜重郎》，大日本协会印刷株式会社，昭和30年版，第365页
(37)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18《满洲事变》昭和48年版，第17～18页
(38)《外人在华投资》第345页
(39)雷麦：《关于中国抵制的研究》，伦敦1933年版，第114页
(40)《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402～403页
(4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527～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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