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孟倡实 经世致用
——顾炎武孟学探幽*
王建军 刘瑾辉
[摘 要] 顾炎武乃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是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其学问渊博，涉及诸多领域。顾炎武之孟学，释孟精当，申孟精审，考孟精密，推孟独到；据孟纠谬，有理有据；崇尚学术，求真求实，对清代孟学影响很大。
[关键词] 清代学术 孟学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苏州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本名绛，别名继坤，字忠清；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之节操而改名炎武，又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称其亭林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推崇孟子，其诗《谒孟子庙》云：“古殿依邾邑，高山近孔林。游从齐魏老，功续禹周深。孝弟先王业，耕桑海内心。期应过七百，运岂厄当今。辩说千秋奉，精灵故国歆。四基冈上柏，凝望转萧森。”①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0页。 盛赞孟子具“海内心”，倡“先王业”，“功续禹周”，应享“国歆”。顾炎武之孟学，主要寓于《日知录》和《亭林诗文集》中。其释孟申孟，考孟推孟，据孟纠谬，对清代孟学发展影响很大。
一、倡导实学，反对空谈
顾炎武倡导实学，反对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以“通学”名于世。《日知录》曰：“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②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2页。 顾炎武认为明代儒林盛行“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流弊，其危害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所以反对空言明心见性，主张经世致用。
顾炎武开启清初实学之风，具“清学开山”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之功。他认为是空疏无用、随世浮沉之心性学导致了明朝灭亡，在对历史教训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在理论上竭力倡导“实学”，推崇经世致用的学问；在实践中始终彰显求真求实的精神。他主张修己治人之学才是务实本源之学，求真求实就必须抛弃明心见性之空言；坚持学问需经世济民，应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曰：“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32页。 “博学于文”之“文”，不可简单地理解为《诗》《书》六艺之文，应该是《易经》所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文”，或《论语》所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因此，“博学于文”之“文”是关乎天下国家之人文学问。“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②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41页。 顾炎武将“崇实”与“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博学于文”而又“行己有耻”，才是“修己治人之实学”，方为“圣人之道”。顾炎武反对虚空的学问，主张关注民生国计，践行圣学。“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③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90页。 希望学者读书力避“孤陋而难成”，治学要“济于天下”。基于此，顾炎武将利剑刺向陆王心学，批驳心学之弊。“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32页。 认为明朝的灭亡乃心学之祸，“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见至于百有余年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⑤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8，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1页。 认为王阳明之心学是“清谈”，是空言，其害无穷。顾炎武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心学，有失公允，但心学空言心性对明朝灭亡应该是有影响的。
二、释孟精当，申孟精审
（一）申发孟子性善论。“道性善”乃孟子全部思想的“宗旨”和“要领”，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之核心。人性善恶问题是历代思想家普遍关注的哲学命题。清人在释孟时，基本推孟子的性善之说，并有所发明。顾炎武曰：“性之一字，始见于《商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恒即相近之义。相近，近于善也；相远，远于善也。”⑥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38页。 认为“性善”之说可追溯到《商书》所谓民之“恒性”，恒性就是善性。“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如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若汤、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尧、舜邪？汤、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说。汤、武之不即为尧、舜，而必待于反之，即性相近之说也。孔孟之言一也。”⑦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39页。 顾炎武认为孔子、孟子都持性善之论。他推举孟子性善之言，认为孟子的性善论适用于绝大多数人。曰：“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且如见孺子入井，亦有不怜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变也。若反从而喜之，吾知其无是人也。”⑧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39页。 他认为有极少数人生而性恶，如纣、盗跖之类，“则生而性与人殊”，这就好比正常人都有五官百骸，但是也有少数人生来畸形而不全。换言之，正常人性善，性恶乃五官百骸不全之“畸形”人所显，性恶者是“千万中之一”，所以，不能“以一而概万”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同时他还强调：“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⑨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50页。 认为“禽兽之人”不能尽其才，更不能显善性。顾炎武纵览儒家经典，申补孟子的人性论，从根本上维护孟子的性善论。
（二）崇尚孟子“心”论。孟子有“存心”“不动心”“求放心”之论。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⑩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7页。 顾氏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放心’之说。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6页。 顾炎武在此申发有二：一是君子需存仁心,需存礼心，不具仁礼之心者，乃小人也；二是君子需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要接地气。也就是说人要存仁爱之心，要存尊崇辞让之心，而且仁、礼之心要见于实践，不能“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他进而云：“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摄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参商，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者，一人之身，已兼备之，而欲尤人之不我应，得乎？”②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第16页。 顾炎武进一步强调：君子“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仁礼之心要立于国计民生，不能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切忌“摄此心于空寂之境”，坚持“切问而近思”，多思民事国事，仁礼之心就在其中，仁德之功就在其中。
《孟子》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⑤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1页。 孟子在此对惠王不称“君”而称“王”，后世对此有不同观点。汉司马迁和宋司马光都认为“王”误也，应改“王”为“君”。《日知录》云：“《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通鉴》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觧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作书时未卒，故谓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书，惠王自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之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故也。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⑥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40-41页。 顾炎武据杜预《左传集觧后序》中所引《纪年》《秦本纪》的有关记载，力辨《史记》《通鉴》之误。认为孟子之所以称梁惠王为“王”而不称“君”，是因为孟子为卿于齐，故与齐王可君臣相称；孟子于梁，则为客，故见梁王不能以君臣相称。所以孟子见梁惠王称“王”不称“君”，合情合“礼”。
《尚书·泰誓》曰：“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⑤ 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孟子》云：“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⑥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325页。 朱熹《孟子集注》云：“王谓商人曰：无畏我也。”⑦ [宋]朱熹：《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5页。 顾炎武曰：“《孟子》引《书》：‘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后儒虽曲为之说，而不可通矣。’”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7页。 顾炎武认为孟子引《尚书·泰誓》之言可信，后世学者“曲为之说”，显然不可信，应以《孟子》为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也支持顾炎武之说。
公孙丑曾问学于孟子：“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③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61页。 顾炎武曰：“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42页。 一个人动心与否平时不一定得见，只有在他加卿相行道之时方可见得。孟子所言“我四十不动心”，是不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是不动“枉道事人，曲学阿世”之心，至于济世明道之心，应是幼而动，老而持。《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⑤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267页。 顾炎武申之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势’，马融《围棋赋》亦必不能从事于奕。”⑥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50-51页。 孟子言人失去了善心而不知道寻求，是很悲哀的。顾炎武强调：仁与礼，不探求则不明。能求放心，则圣意明。失去本心不知寻求是悲哀的，知道寻求失去的本心而不能持之以恒也将一事无成。
相传《孟子》七篇之外，另有《外书》四篇。东汉赵岐《孟子题辞》曰：“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② 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 另据宋孙奕《履斋示儿编》说：“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③ [宋]孙奕：《履斋示儿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68页。 《外书》在宋代似乎还可见，其亡佚应在宋之后。清初部分学者认为当时所见《外书》是明人伪造，因无实据，故引发学界争辩。《日知录》云：“《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杨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知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史记索隐》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诸冯’之误。《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风俗通》曰：‘孟子作书，中外十一篇。’”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53页。 历史上有许多文献言《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之前没有人专门论及《孟子》外书四篇真伪。赵岐言《孟子》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由此引发后世纷争不断。顾炎武在广泛引证的基础上，认为《孟子》外书应该存在，因为很多文献中都有引证《孟子》文，而今《孟子》七篇中又没有所引之文，盖为亡佚之《孟子》外篇。否则，那么多文献误引《孟子》是不可理解的。
三、考孟精密，推孟独到
三抗体夹心酶联试剂盒中南芥菜花叶病毒阳性对照替代物研制…………………… 赵世恒，高润蕾，张 光，李雪娇，云晓鹏（87）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封弟象为诸侯”，②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页。 《孟子》曰：“象封有庳”，③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212页。 裴骃《史记集解》云：“《孟子》曰：‘封之有庳’，音鼻。”④ [汉]司马迁：《史记》，第33页。 《汉书·邹阳传》云：“封之于有卑”，颜师古注曰：卑，“音鼻”。⑤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356页。 “有庳”“有卑”盖“有鼻”的假借字。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帝王纪》云：‘舜弟象封于有鼻。’”⑥ [汉]司马迁：《史记》，第33-34页。 对于舜是否封弟象于有鼻，历史上有人怀疑。故顾炎武曰：“舜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水经注》：‘王隐曰：应阳县本泉陵之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庙。’《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注：‘有鼻，国名，在今永州营道县北。’《袁谭传》注：‘今犹谓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夫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蒲姑氏之灭，而后乃封太公邪？周时，灭一国乃封一国。《左传》‘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是也。《竹书纪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师灭蒲姑。’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汉高祖封刘仲为代王，乃是弃其兄于边陲近寇之地，与舜之封象异矣。”⑦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48页。 顾炎武为了证明“象封有庳”，引证了《水经注》《后汉书东平王苍传》等文献，并依据《孟子》之言进行推理，认为“象封有庳”有理有据，符合事实，确凿可信。后来焦循《孟子正义》也推举顾炎武之说。
（三）赞扬孟子“情”论。孟子不仅以心论性，还以情论性。顾炎武赞扬孟子以情论性，强调人的私情的合理性。“孟子论性，专以其发见乎情者言之”，⑦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39页。 他认为孟子的人性论是由“情”论“性”的，不是离“情”空谈“性”，孟子以“情”论“性”，所探究的是“情”中之“性”。“人情”中有“自为之心”，是一个相对不变的东西，即所谓的“私”。“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①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4页。。 顾炎武强调：“自为之心”是人之“常情”，是普遍、不变之人情，古今圣凡概莫能外。人的“私”情是由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具有必然性。“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②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页。 认为人的私情具有合理性，并将其视为“天子之公”的前提，“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③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4页。 顾炎武认为公私二者是可以调和的，若能找到一个交集点，公私即可合一。“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第12页。 有公而无私，既非合乎情理的存在，也非先王之至训，只是脱离现实的高调而已，所以顾炎武称之为“美言”也。不论古今，万民的正当私欲得到满足之时，就是公众利益实现之时，也就是太平盛世到来之日。充分考虑、满足万民合理的私情、私欲，不仅合乎伦理道德，还能实现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四、据孟纠谬，有理有据
[6]Kevin Michael Rudd, “Australia and China in the World”, the 70th Morrison Lectu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pril 23, 2010.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⑦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118页。 为何说“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呢？《日知录》云：“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为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鲁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哉！”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7，第45-46页。 所谓“贡”，即统治者按若干年的田地平均亩产征收十分之一的实物。所谓“助”，即借民力以耕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归统治者所有。所谓“彻”，即“贡”和“助”兼行。顾炎武认为：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顾氏如此一考，孟子所言“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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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⑧ 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第330页。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⑨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第314页。 “仞”是古代计量单位，有云：一仞周制八尺，汉制七尺。到底一仞是多少？顾炎武云：“《说文》：‘仞，伸臂一寻八尺，……’《书》‘为山九仞’,孔《传》‘八尺曰仞’，《正义》曰：‘《考工记·匠人》……八尺曰仞。’……王肃《圣证论》及注《家语》皆云‘八尺曰仞’，与孔义同。郑玄云‘七尺曰仞’，与孔义异。王逸注《楚辞·大招》亦云七尺。《论语》‘夫子之墙数仞’，注‘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轫’，与‘仞’同。注‘八尺’，朱子乃两从之。‘堂高数仞’，赵注亦云八尺。当以八尺为是。若《小尔雅》云‘四尺’，《汉书》应劭注云‘五尺六寸’，则益非矣。”⑩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5页。 顾炎武引证《说文》《家语》《圣证论》等文献，认为一仞乃八尺为是，因为《孟子》“掘井九轫”之“轫”与“仞”同。故一仞七尺、五尺六寸、四尺皆非也。
顾炎武尊孟推孟，释孟考孟，还据孟纠谬，可见其对孟子是倍加推崇的。顾炎武在释孟考孟过程中，褒奖程朱，贬抑陆王，但态度较为温和，反映其淡泊门户，崇尚学术，求真求实，在清代孟学史上是难能可贵的。
施肥方法有如下几种：①环状施肥，即在树冠投影外缘挖宽50 cm左右、深30 cm左右的环状沟，施入肥料后盖上土，这种方法适宜施基肥；②放射沟施肥，即在树冠下距树干1 m以外挖5～8条辐射沟，宽40 cm，深20 cm左右，施肥后覆土，要注意里浅外深并逐年错开；③条沟施肥，即在行间挖深30 cm、宽30 cm左右的沟施肥，适用于成年果树；④全园撒肥，即树冠郁闭以后，根系分布满全园，可进行全园撒肥，然后翻入土中；⑤穴施，即在树冠下挖6～12个30 cm×30 cm×30 cm的穴，适用于追施人粪尿等液态肥。
〔中图分类号〕 B249.1；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4-0029-0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孟学史”（12BZX0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孟学史”子项目“清代孟学史”（11＆ZD2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孟子》学史”（12YJA720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建军，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刘瑾辉，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扬州，225002）。
责任编辑：罗 苹